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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强行压抑各种利益之间的争斗和无政府行为，为国家政策做出统一部署。北京的领导人可以从上而下实施许多改革的具体措施，不管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也许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但不可否认中国在进行零售型改革方面的能力更强，它有更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官僚机构，从而可以把大量有才能的人放在关键的政策决策岗位，同时中国还有某种民众精神，广大人民的热情可以很容易地被调动到国家建设中来。中国官僚体系中依然保存着对为国家建设鞠躬尽瘁的官员进行提拔的传统。
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克。福山说：“中国有按照政绩对官员进行赏罚的传统，韩国和日本也沿袭这类似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所有官员头脑中都有‘国家’的基本概念，官员的行政行为要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官场上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墨西哥在20 世纪90 年代刚刚从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转变为多党制民主国家。所以当墨西哥要召唤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能量进行微观层面的零售型改革时，它不得不要通过虽然合法、民主，但漫长的表决程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想改变政策的墨西哥总统，不能像他独裁的前任一样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照顾到社会各方的利益，然而这就像放牧一群猫，每一方都各行其是，很难取得一致。在改革过程中，很多利益集团——不管是众人联盟还是少数人垄断的组织——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而这些集团势力强大，他们拒绝配合会导致改革计划的失败。像其他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墨西哥的国家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是执政党赞助者的傀儡，是为地方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莫伊塞斯。纳伊姆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市场经济之旅》中说：“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体系不能够良好运转……历史学家强调这是由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领与殖民主义留下的国家组织机构不全、法典和政治结构不完善的后遗症。政治学家则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糟糕的表现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利在国家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原则不顾全公众利益，而是照顾富人，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服务阶层，排除穷人的存在。被特殊利益集团牵着走的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制定和执行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政策，只能照顾控制自己的‘小众’的狭隘利益。”
另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是文化对待受教育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父母不断地告诉自己的孩子，将来当一名医生或工程师是最有出息的。但墨西哥就没有这样的教育观，自然也不会在教育设施上有较多的投入。中国和印度在美国都有5 万以上的留学生，他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墨西哥虽然与美国近在咫尺，却仅有1 万名留学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讲英语，而墨西哥却从来没有制定过对国民加紧普及英语的计划，也从来没有设立任何资助墨西哥学生赴美留学的奖学金项目。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说，国家政治体系、全球化对国家的挑战和要求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脱节。
看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有人会以为民主制度是零售型改革的障碍的结论。
但我认为得出这个结论为时过早。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领导水平而不是国家政治体制。民主国家里，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人，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把全国人民的目光集中到其所倡导的改革上，并使其政策在英国得到了贯彻实施。当然，民主制的国家里也有改革不成功的例子，像当代德国，政策左右摇摆，始终不能击中要害。
同样是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可以成功地推进经济改革，津巴布韦则得过且过，不愿意调动人民的热情，因为其领导人不愿承受任何打击。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塞迪略前总统说，“在30年前，拉丁美洲领先于其他各国，但在最近25年里，拉丁美洲的发展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其他国家则渐渐赶上。我们的政治体系不能够处理、接纳和执行所谓的零售型改革。
直到今天，你还不能在拉丁美洲公开谈论市场经济。中国每个月都在进步，而我们还要花费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初步的改革，这种改革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必要和紧急的。我们的竞争力不强，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差，要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提高税收。自从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我们也没有新建成几条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高速公路（事实上一条也没有），许多从政府支出中获益的人不纳税，所以政府要想运转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征收更高的税。但该政策又会因遭到各方的反对而被扼杀。“墨西哥的一份报纸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美国匡威运动产品公司是如何使用墨西哥胶水在中国制造网球鞋。塞迪略说，”整篇文章都是关于为什么我们要给中国胶水，“而对待这件事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思考我们怎么能够多卖中国一些胶水？”
看来我们还需要清除一些心理障碍。并不是说墨西哥没有加强其出口产业的建设，墨西哥逐渐落后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范围更广，尤其是在对科技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方面。
正如商业顾问丹尼尔·H。罗森在《国际经济》杂志（2003年春季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复苏以来，中国和墨西哥在许多相同的领域里都实现了出口份额的增长——从汽车零部件到电子元件再到玩具和运动产品，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对于这种区别，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战略正确，不如说墨西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没有通过微观层面的改革，稳定地提高其经济竞争力。墨西哥所做的正确的决策是允许蒙特雷借助距离墨美边境近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竞争。但却从来没有想过把蒙特雷模式应用到全国。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从1996年到2002年，墨西哥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逐年下降，而中国逐年上升。这不仅仅是工资成本低的问题，中国已经在教育、私有化、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控制、中层管理和引进新技术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
“所以说中国正在吃墨西哥的午餐，”罗森说，“但本质上主要怪墨西哥不能在已有的成功上乘胜追击，不能及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深化改革，而不能怪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换句话说，墨西哥的零售型改革搞得很糟糕。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经商2005”的报告：在墨西哥创建一家公司平均需要58天，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只有8 天，土耳其9 天；在墨西哥登记一项资产需要74天，在美国只需要12天；墨西哥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4％ ，是中国的2 倍。
《麦肯锡季报》的文章《廉价劳动力不是唯一》提到自2000年以来，当中国加入WTO 并开始利用世界的平坦化时，墨西哥丧失了27 万个装配工作并且关闭了数百个工厂。然而该报告对感受到中国的压力的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给出了如下建议：“这些国家不要只关注被中国抢走了多少工作，而是应该要记得经济生活的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哪一国不会永远享有低成本生产国的地位，即使是中国有一天也会丧失这一地位。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应该集中精力去创造有高附加值的工作，而不是仍努力保护那些低工资的装配工作。只有当更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性企业代替了那些生产能力较低的企业后，中等收入国家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简而言之，墨西哥唯一的出路在于推进微观层面改革，使它能够把中国赶到生态链的上游，而不是推下悬崖，因为中国的发展对墨西哥的冲击远没有对美国的冲击大。
但是要赢得这场比赛需要集中精力，加强意志力。在平坦的世界里，当你的竞争者除了不断改革，加强自身基本建设外，还增强内在的管理方面的无形能力时，你就无法持续地保持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不仅仅想变得富有，它还想变的强大，整个中华民族都把这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不仅仅想学会制造通用汽车，它还想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