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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某些公司把业务转移出去的确是仅仅为了节省成本，并把剩下的钱发给股东或管理层。否认存在这样的事实是幼稚可笑的。但我要指出的是，不以加速革新促进企业成长为目的的业务外包仅被少数企业采纳，大多数公司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我也不会为了那一点点分成而做那些少数企业的股东。就像不是所有的业务都适合由美国公司来做一样，认为所有的业务都可以转移到印度去完成的想法也是可笑的。
优秀的企业应该能够正确衡量哪些业务应该放在印度，哪些应该留在美国。
有了正确的决策，这些公司最终才会拥有更多的雇员，才会成长得更加强大。
“这是有关试图让我们公司更快扩大，有关如何让我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在有成功保证的情况下进行下一步跳跃式发展的决策”塞德曼在谈到其将公司新的平台的关键领域包给Mindtree 的这个决定时说，“这不是抄近路，现在我们在世界拥有200 客户。如果我能够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这个公司，我会雇佣更多的员工，提拔更多的人，给我现在的雇员更多的机会和更优异的职业路径——因为LRN 的目标是要更宽阔、更复杂和更加全球化。 。我们现在处在充满竞争的空间中。进行外包的决定是为了进攻，而不是为了防御。在别人没有追上我之前，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分数”。
规则七：把工作向海外转移不只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叛逃，也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
最近几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被称为社会企业家。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同时他们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正如谚语所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里，我曾与一些社会企业家有过接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善于经营同时还关心社会。
世界平坦化过程中技术的创新和传播应用为他们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机会。理解到这一点的社会企业家们开始动手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最欣赏的人之一是赫雷米。赫肯斯汀，这位年轻人曾在哈佛求学，毕业后，他来到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不久，他与另一位在麦肯锡工作的同事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开设一家非赢利性的数据录入公司，专门承接来自美国公司的外包数据录入工作。赫肯斯汀把公司的地点定在了世界上商业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柬埔寨。
只有在平坦的世界，这样的理想才能实现。
2001年2 月，赫肯斯汀和同事们决定去金边，一方面是旅游，另一方面是要考察能否在那里做一些有益社会的工作。他们吃惊地发现这座城市有许多网吧以及培训英语的学校，但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工作岗位十分有限。
“我们决定利用自己在北美的一些关系网络填补这个缺口，为当地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赫肯斯汀说。那年夏天，在再次自费旅行之后，赫肯斯汀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建立了一家名为Digital Divide Data 的公司，同时在金边设立了一个工作间，负责资料录入。他们雇佣当地人把印刷的资料输入电脑。这些资料都是美国公司所需要的，经过数字化处理，资料可以被存到数据库中，通过电脑进行检索和查阅。所有资料先在美国被扫描，相关文档通过因特网传送到金边。他们最初雇佣了两名柬埔寨当地的经理人，接着赫肯斯汀的同事杰森。罗森菲尔德来到新德里询问当地的数据录入公司是否能够对这两个柬埔寨人进行培训。9 家公司先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些公司不愿看到来自具有低成本优势的柬埔寨的竞争者。最后，一个慷慨的印度教徒同意杰森。罗森菲尔德的请求，对他的两位经理人进行了培训。从这以后，他们雇佣了20名资料录入员，其中很多人都是柬埔寨内战的难民，购买了20台电脑，安装了一条因特网线路，这条线路每个月要花费他们100 美元的租金。整个工程耗资50000 美元，一半由他们自己垫付，另一半来自硅谷基金的拨款。公司于2001 年7 月开张，他们的第一笔订单来自《红色哈佛》——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
“《红色哈佛》正在对其各期报刊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联机查阅。因为我们是哈佛毕业生，所以报社把一些工作交给了我们，”赫肯斯汀说，“起初，我们让柬埔寨员工把1873年至1899 年的新闻录入到计算机里，那些新闻正好是关于哈佛与耶鲁进行赛艇比赛的报道。”后来，当我们录入到1969 年至1971年的时候，柬埔寨战争爆发，这些人开始敲打着自己的故事……缩微胶片上所有《红色哈佛》的内容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专业公司转化为数字影像，随后数字影像按照FTP 文件传送协议被传送到柬埔寨，再由工作人员文字录入。现在，你可以登陆thecrimson下载这些过去的报道。柬埔寨的打字员不必非得懂英语，他只需要学会如何输入英文字母即可；他们工作时两人一组，每一组输入相同的内容，然后计算机通过程序比较两个人录入的内容是否一致，以确保没有错误。
赫肯斯汀说，柬埔寨每人年平均收入为300 美元多一点，而他雇佣的打字员每天工作6小时，月薪75 美元，是柬埔寨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此外，每一个打字员可以获得奖学金，以便在工作之余能够到学校读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完成高中的学业，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有机会上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那里的恶性循环，年轻人为了早日养家而辍学，但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难以谋生，从而更加贫穷，”赫肯斯汀说，“我们尝试着在把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事对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并在这方面做个带头人。与我们合作的那些美国公司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完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投资。实际上，这些公司是想为世界上的一些贫困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
4 年以后，Digital Divide Data 的工作间扩展到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马德望和老挝的万象，雇员增加到170 人。赫肯斯汀说，“最开始，我们把金边的两名经理人送到印度接收数据录入培训，当我们把工作扩展到老挝时，被雇佣的老挝的经理人就可以在金边接受培训了。”
事情一旦开始，便会沿着它内在的趋势向着各个可能的方向发展。除了《红色哈佛》，公司另一个最大的客户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他们需要把其所做的关于健康、家庭或工作情况的调查数据数字化。于是第一批被雇佣的一些柬埔寨打字员离开了Digital Divide Data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那些做调查的非政府组织设计数据库。为什么？因为当这些工人为Digital Divide Data 工作时，他们不断地接到非政府组织对资料数字化的需求。然而，由于这些组织没有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没有把他们的资料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工人们无法高效地完成录入任务。于是工人们意识到，如果移动到这项工作的上游，它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为非政府组织收集的资料设计标准化格式。标准化格式使调查资料更加容易被数字化，录入成本相应降低，同时还便于在录入时进行校对和操作。这些工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把业务做到了柬埔寨之外。
赫肯斯汀说，在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件来自美国。这种基本的数据录入工作在很久以前曾被转移到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也许还有别的地区，但肯定不包括柬埔寨。目前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是从上述地区再次转移过来的。对柬埔寨而言，所有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最近两年，放在10 年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赫肯斯汀说，“我的合伙人是个柬埔寨人，”“他叫索皮，一直生活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里，直到1992年，当时我在哈佛上大学，我们天各一方。当联合国在柬埔寨促成和平协议后，索皮用了10天时间走回了自己的村庄。现在，他生活在金边，管理着Digital Divide Data 的工作间。”赫肯斯汀说他们每天晚上通过在线即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