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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每次听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的耳朵都会擅自把它改成“解放街的天”，接下来怎么唱，我的耳朵还没想好。接下来，我的眼睛只花了一秒钟就游回了1983年，接下来解放街的天出现了，它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晴朗的，但总被万国旗般的被单、花花绿绿的外套、内衣等杂物遮挡着，我有些说不清它的颜色。
1984年以前，我住在鄱阳镇的士湖边，而我就读的波阳一中远在三四里外的东湖畔，连接这两片千年古水的是一条同样古老的解放街。解放街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我不怎么清楚，街道的格局和铅山河口镇的明清一条街可有一比，几步就是一栋雕花的青瓦带矮阁楼的木板房，歪着身子强打精神注视着石板路上模样古怪的现代人古怪地忙碌着。我就是使木板楼诧异的人之一。1983年和 1984年的大部分日子，我每天都要在解放街上走两个来回。我时而比老人还悠闲，时而像尾巴着了火的牛；目光时而像拖把在两侧店铺的墙壁上免费为人家清理灰尘，时而像电筒那样毫无意义地射向白昼的天空。总之，它不会降落在地面上。
走在解放街的天空下，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被布店、收购站、打着老军医幌子的私人诊所、丁丁当当的打铁铺、幽暗的中药店等信息激活，思维比在课堂上要丰富100倍。那时我常因无话可说作文写不到300字，但我在解放街上的胡思乱想，如用文字记录下来，每天至少在1万字以上。这些文字的内容主要是对每天在学校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改写。例如，四只眼的数学老师抓我和另3名学生同时演板，结果只有我一人算不出来被扣留在黑板下示众，对此我会想象出经过一番苦读，下次演板只有我一人胜出其余三人被罚站的报复性场面；再比如，体育课考引体向上我才做到第3个便丑态百出僵在单杠下引得众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围观哂笑，这个灾难性事件到了解放街就有了新的版本：我晚上做梦受了轻功大师鼓上蚤时迁的真传，下次做引体向上一口气突破 300个被全体同学崇拜得亢奋过度缺氧头晕。这样的创作使我像阿Q一样身心愉快，走起路来从不感到单调疲倦，相反，有时创作还未完成就到了家门口，我会因此遗憾不已。
我成人以后很少坐公交车而爱好步行，一边散步一边在脑子里对真实的生活进行延伸和改写。我怀疑这是解放街留给我的礼物。
我这个臆想中的巨人很快遭到了现实严峻的挑战。有天放学和我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潘朝晖一起路过解放街，听见身边有人用跑调的鼻音哼唱一首当时听来挺下流的流行歌曲，我忍不住用同样的鼻音向潘朝晖表示我对这种声音感到好笑，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一个初一学生的理解能力。那个声音的制造者，一个理光头披绿军大衣的青年冲过来，什么也不说，抬腿就是一脚。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可能是想起了《少林寺》），跳起来凌空一个侧踹。他太追求动作的观赏效果，加上我本能的一躲，漂亮的一脚只踢痛了空气和他自己的虚荣，他火冒三丈准备再起脚，我在围观的一个好心人的提 醒下，调头就跑。我感到他和一个同伴在后面追，跑了十几米远，前面又冲出两个人拦截我。他执意完成了挽回面子的一脚，才在同伙的簇拥下扬长而去。
这件事对我身体的伤害是极小的，我的腰挨了并不准确的一踹，被踢伤的是我的心。当然还有潘朝晖的心，他为未能挺身而出而蔑视自己。我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当即和潘朝晖商定，以后每天下午放学，先不回家，去河边练功夫。和解放街平行的昌江边上，常年堆满了从河里淘来的沙子。我们从解放街中段拐出来，照着当时热播的评书《隋唐演义》和《武林》等杂志介绍的办法，在沙堆里练功。用食指和中指插沙地，用手掌剁砖头，从沙堆上跳下来练腿功。后来还在两人之间进行对抗性训练。我每次出手都把潘朝晖想象成了报仇的对象，因此力量很大；潘朝晖由于缺乏切肤之痛的仇恨，潜能挖不出来，占下风的机会就多些，有时鼻孔还出点血。挨的次数多了他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以致不止一次差点真打起来。
解放街上空的阴云仍在阳光下游弋，不时有低年级学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练了一段时间的功夫，我觉得拳头有些分量了，走路上底气足了不少。那伙围殴过我的罗汉，不时骑车到一中去转悠，披着军大衣在双杠附近伺机滋事。他们可能已忘记了我，而我一看到那个光头心就会怦怦狂跳起来。我真想上去给他迎面一拳，但我知道，凭我当时的实力，离报仇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人敢上前惹他们。万丈豪情到了关键时刻突然瓦解了，我不仅没有上前，还怕被他们认出来而故意绕道走得远远的。
但我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失，它潜伏在血管里使我的拳头极易激动。由于家教甚严，我从小是个很少打架的孩子。我初中打的惟一一场架就发生在那段日子。我的前桌课间休息时老用后腰挤我的课桌，我说他他不听，以为我开玩笑，然后我苦练了多时的武功从我的体内呼地窜了出来。我对着他胸前推了一掌，他也立即来揪我的衣领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之后，我懊丧极了，我发现真正打架时是无法按照平常练的招数去打的，头脑一热之后完全是一通没有章法的王八拳，两个人脸上都出现了淤紫的伤痕，我没有占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我的武功白练了。
我不再和潘朝晖去河边练功了，只是在解放街和校园里小心地躲避那些罗汉。1984年全国“严打”，县城里横行数年的大小罗汉被杀的杀，关的关，学校也常组织我们去参加宣判会。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大型宣判会上，我看到了我的复仇对象，并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个流氓团伙的小头目，因聚众打群架被判了8年。我当时的心情很奇特，又高兴又失落。我当时正读初二，我算了算，等他放出来，我早巳考上大学离开了鄱阳。这意味着我不再有机会向这个踹了我一脚的人索要回尊严。
我在解放街上的行走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继续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做着幻想中的巨人。有一天潘朝晖很沉重地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虚度光阴了，我妈说了，将来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去河边推大板车运沙了。他的表情和话语镇住了我。我们都怕以后去推大板车，不是怕苦，怕被同学看到不好意思。我在解放街的天空上漂浮的幻想变得具体起来：如何把英语考及格，如何把作文写到600字……一年后，我和潘朝晖双双以全班前3名的好成绩免试进入重点高中。
那是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顶点。
向上生长的糖
如果饿是60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和我同龄的1970年出生的女作家棉棉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糖》。我没读过这本书，不知它和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能感受到糖这个词对棉棉的诱惑，这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的。
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峥嵘。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砂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作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游戏便是从抽屉里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暂停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到了许多年后我对女性的选择。挑着麦蚜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一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形成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黑镜头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