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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投入公司，搬入南部海滨的中产阶级社区鲍尔温的一所出租花园公寓。
临近开业时，股市在1960年初加剧下滑。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质疑我们是否真的要冒这个险。亚瑟的父亲问：“你们是什么人，居然认为你们能够成功？”实际上，我们只能举出两家类似的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兴起的公司作为先例，唐纳德森…拉夫金…詹瑞特公司（Donaldson Lufkin Jenrette）和福克纳…道金斯公司（Faulkner Dawkins）。
然而，现在我们谁也不会赞成后退。毕竟，我们知道未来的成本和盈利所需的佣金水平。基于过去的业绩，我们认为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塔比·伯纳姆愿意让伯纳姆公司为我们处理交易，这对我们是有信心的信号，也让我们更加放心。最终，我们认为即使考虑佣金大幅减少的风险，公司的业绩弥补成本仍将绰绰有余。
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惊异于我们的天真和天生的乐观。我们年轻而精力充沛，在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最初的商业经验。在那些年当然会有经济波动，但在大部分时间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呈现健康增长，美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聪明。朝鲜战争的结束释放了美国的潜能，经济在整个50年代稳定增长。
随着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太空时代到来，催生了一批从事技术创新的新公司。由于个人收入增加和科技创新爆炸，股票市场呈现非常良好的基本面。从1955年到1959年底，道琼斯指数上涨近40％至700点，交易量跃升25％，达到每天300万股，虽然与今天数十亿股的标准比起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应该如何通过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来分散储蓄。在我们开业之时，美国有大约1500万个人投资者积极购买股票，这一数字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万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或许我们的卡特…伯林德…波托马…韦尔公司开业时只有拥挤的办公场所，而且除了我们的集体乐观主义之外所持甚少，但我们的直觉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有广大前景的行业。从一开始，我们就为建立新公司不顾一切地努力工作，回想起来，那是我生命中一段令人极度兴奋的日子。我喜欢出去拜访我认为会是良好投资对象的公司，然后向我的客户推销我的观点。
每天，我们都会倾听报价机的声音，寻找市场方向的信号，声音大则意味着更大的交易量和更高的价格，声音小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联系客户来获得生意。我们都倾尽全力与各家公司建立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带来一笔投资银行业务。我们很少考虑大环境，但我们内心感到资本市场已敞开大门，做好了大幅增长的准备。
回想起来，我连一半都没有预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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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的收入增长势头差不多比华尔街的任何其他公司都迅猛，管理团队士气高涨。一年前整合勒布…罗德斯公司时发生的互相怨恨突然间成为遥远的记忆。我与他们一样感到满足，但我也感到不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前一个十年过得太艰难，商业环境看上去也没有好转。
四任总统都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脚步，物价以更快的速度螺旋上升。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有反相关关系。困惑而担忧的大部分商业人士都明显感到经济正在失去控制。我没有陷入绝望，但我认识到要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获得增长，华尔街的公司必须实现进一步机构化，并改善资本来源。有什么东西告诉我金融服务业很快将朝着更强形式的联合转变。
这一发展方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78年，美林开始引入革命性的现金管理账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这是经纪公司首次向其客户提供现金的利息收入以及诸如支票和信用卡这样的银行服务。在现金管理账户之前，零售经纪商能够从投资者的闲置现金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我起初认为现金管理帐户是对这些重要利润的无谓放弃。然而，我的几名管理人员说服了我，这一产品能够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客户关系的工具，并能够把资金从商业银行手中吸引过来。
我从中学到的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项有价值的产品创新带来的业务量的增加能够抵消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将在未来反复验证。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说，金融服务公司将最终寻找互相倾轧的方法。我开始反复考虑一点，那就是必须找到一种创新的方法，以确保在金融业向金融超市发展的趋势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为业内更猛烈的合并趋势做好准备。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也已经感到可以迎接新的挑战。十年来，我领导了一次又一次收购。我擅长于此。但我感到了不安，渴望一种新的挑战。我想在更大和更有意思的事业中运用我的商业技能。希尔森已经从一家相对默默无闻的公司变成年利润6000万美元的业内领先者。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受到大金融服务机构关注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讲，事业和个人的需求都要求我找到一个更大的合作者。
我开始逼我的团队去考虑美国运通或大保险公司这样的对象。这类公司将带来大量新客户、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更庞大的机构分布。同时，我认为这类公司在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时将有更稳定的收入和股价。实际上，在新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领导下，联邦储备委员会1979年底就开始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料到基准利率会在两年内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21％，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金融市场的混乱离结束还远。
在所有大牌金融服务公司中，我尤其羡慕美国运通，把它看作美国精英公司中的代表。他们的高端客户与希尔森的目标市场非常吻合。这是一家有着辉煌历史的蓝筹公司，其雄厚的资产给人以安全感。与美国运通合并将带来联合经营的全部协同效应。我在脑海中反复想象股票经纪人推销信用卡和保险产品，同时美国运通的广大客户变成新的股票经纪客户的场景。我们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品牌，这一想法令我激动不已。凭借无可匹敌的多样化产品，我们的经纪人将把对手甩到一边。美国运通的股票价值似乎被低估了，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着迷于进行这样一桩收购，它将使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从目前被低估而日后一定会上涨的股票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我并不是唯一打美国运通主义或者考虑金融服务业变化趋势的人。1980年底，我收到了贝尔史登公司的传奇人物塞·刘易斯之子桑迪·刘易斯（Sandy Lewis）共进早餐的邀请。桑迪·刘易斯是他自己的投资银行S。 B。 刘易斯公司（S。 B。 Lewis & pany）的执行合伙人，以委婉的说法，他有着善变的性格。他有他的缺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构思和实行商业想法方面成为一个极具创造力和毅力的人。
桑迪于我在10月底的一个寒冷早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俱乐部会面。我的朋友直奔主题地告诉我，他与美国运通CEO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关系紧密。他建议希尔森与美国运通谈判建立一个跨股票经纪业和信用卡业务的合资营销公司。
这一提议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希尔森刚刚模仿美林的现金管理账户推出自己的金融管理账户。在希尔森的产品中加入卓越不凡的美国运通金卡（而不是普通的Visa卡）将有效地使我们的产品与众不同。而且，我们都知道最初的合资关系将很容易使两家公司进行实现最终合并的谈判。
桑迪·刘易斯为我安排与吉姆·罗宾逊在12月初见面，在美国运通在布罗德街的总部与他共进早餐。在赴会的路上，我很兴奋，又有一点紧张。此前我没有见过吉姆·罗宾逊，他的背景与我有很大的不同。罗宾逊出身于？特兰大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担任该市最大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哈佛毕业的罗宾逊毕业后曾加入摩根担保银行（Morgan Guaranty Bank），后来为华尔街著名的怀特韦尔德公司（White Weld）工作。
吉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美国运通，并且平步青云，1977年就成为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