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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口中已经令人不安的偶然的ＳＴＤ上升。１９８０年，美国生理学家忧虑ＳＴＤ病例总数每年以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在同性恋中间它的增长速度要快１２倍。一些疾病以各种方式猖獗一时：１９８１年下半年，旧金山卫生官员估计该城７３％的同性恋者已经患有Ｂ型肝炎。有些疾病为同性恋者所独有。１９８０年，国家卫生学院（ＮＩＨ）发现，美国２０％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在１９７５年美国尚没有任何这种后天感染的病例。极为幸运的是，这些感染是产生很少痛苦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可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统防卫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舞厅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爱波斯坦·巴尔病毒（ＥＢＶ）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很明显，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这是自由的代价。
１９８１年秋，当亚特兰大的医学探士们将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奇异病症拐弯抹角地命名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简称为：ＧＲＩＯ）时，艾滋病便与同性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同性恋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道义和实质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不管同性恋者们如何回避，如何辩解，如何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但事后ＨＩＶ三大传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恋最为直接和显著）、血液、母婴无不证明了同性恋者是ＨＩＶ传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国家卫生部在“同性恋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恋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３８例ＨＩＶ阳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为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于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
这份来自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还不无忧虑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诱发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２／３，云南有１／３，天津和重庆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１９９３年，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的调查显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５０％是肛交。另一项研究显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５０个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１００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８％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客观上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障碍，“在同性恋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能够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黄丹丹正是这样的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一刻还不忘大声喊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黄丹丹的死，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第六章 血浓于水艰难的寻找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是一次严肃的大会，国家领导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了“关注艾滋，付诸行动”的主题大会。
在大会开幕式现场，一个高达６米的巨型“杰士邦”安全套气模娃娃，高高地矗立在大会主席台旁。它的抢眼出现，使现场与会者多少有些另类的感受。
开幕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作了悲壮而激情四射的发言。他说——
“对整个世界来说，艾滋病的流行仍然处于初期。尽管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才仅仅２０年，但仅在此期间，已经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2200万人已经死亡。艾滋病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还将进一步传播。”
“我认为本届大会对全球有重要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在未来的２０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如果中国抓住了目前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综合的关怀、护理和支持的覆盖面，那么中国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并使其影响减低到最小。反之，如果中国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力度没有得到加强，那么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将会继续加剧。”
彼得·皮奥特的警示震撼着与会者的心灵。
晚上，会务组特意在中国剧院为与会者组织了一台大型公益晚会——《飘动的红丝带》。这一台节目由中央电视台筹办，并将于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排练结束，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此台节目即将与观众见面时，一个意外的事变使晚会策划者们措手不及：晚会重头戏——艾滋病人刘子亮原来决定直面观众，此时却又产生动摇情绪，他怕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后给自己刚刚恢复平静的生活增添麻烦，甚至打算立即逃离北京！
如果刘子亮拒绝出席晚会，晚会将会减色不少，而且晚会筹办者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对此一突然发生的事变，晚会总导演邹友开则更感不安，因为他心里最清楚为了让艾滋病患者直面观众和镜头的寻觅历程是如何艰难。
这台名为《飘动的红丝带》的大型公益晚会早在２００１年初便开始筹办。筹办伊始，总导演邹友开便做出异常大胆的决定：表现红丝带的主题思想，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让参加晚会的明星大腕们争相对艾滋病人做出亲善之举。
邹友开清楚地记得，在此之前，著名演员濮存昕与艾滋病人握手拍了一条公益广告，即便是那位艾滋病人头像经过了马赛克处理，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就连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在艾滋病人头像处理上也没有“实人实现”，如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位艾滋病人，这位病人敢于站出来，直面人生，直面观众，直面媒体，作一次别具特色的心灵对话，那将对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啊！从更深层次讲，艾滋病人声像直接“曝光”，不光是对艾滋病人战胜疾病，快乐走完人生之路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我们社会的文明和包容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决定这么干，首先决定找人。对于邹友开来说，明星大腕如囊中之物，探手可取。但要找到一位艾滋病患者同意直面晚会现场却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