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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他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语都只在玛丽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是干的,脸色苍白得发灰,似乎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很费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她发了一个电报到华沙,“比埃尔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湿的花园去坐下来,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扶着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毫无生气,不发一言,等着她的伴侣。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担架很费事地慢慢抬进窄门。他们把死者停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在那里独自对着她的丈夫。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第二天,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甚至会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居里夫人 第五章 更艰难的时期(3)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沉默地接受了,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远郊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公公和孩子们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她很少有工夫回家吃午饭,所以又常到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亲人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天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
居里夫人 第五章 更艰难的时期(4)
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
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她陆续发表了《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等重要论文……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像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她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玛丽请布罗妮亚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
梦寐以求的实验室
随着人民革命的爆发,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除了身体不适的因素,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自己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做了一次徒步游历,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