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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在两人心里漾起了波澜。这里面有留恋，有悔恨，有复苏的萌动，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克制。斯托姆和巴金用哀婉的笔墨，描写了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几次相顾无言的情形，可说达到了文章的极致，尤其是下面这一节：
“……来因哈德弯下身去，在地上生长的野草中间拾起了什么。他再抬起头，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你认得这朵花吗？’
“她，隙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石南。我常常在林子里摘它们。’
“‘我家里有一本老书，’他说，‘我从前常常在书上写下各种各样的诗歌，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书页中间也夹着一朵石南，不过那只是一朵枯萎了的。你知道，那是谁给我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她却埋下眼睛，凝神地望着他拿在手里的萆。他们就这样立了好一会儿。等她张开眼睛看他的时候，他看见她眼里装满了泪水。
“‘伊利沙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可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
记得青山那一边，
年华十七正翩翩，
多情书本花间读，
茵梦余哀已卅年。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在被囚禁的最后的日子里，在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中，我在记忆中冉一次默诵巴金这一节泽文，于是写下了这样四句东西。
写它们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也装满了泪水。
这四句不成样子的东西中的“多情书本”，当然就是巴金译的《蜂湖》（至于书名，我则更愿意叫它《茵梦湖》）。我不懂德文。如果没有巴金．没有他那和斯托姆——样清丽的文笔，我便不可能读到如此多情的书本，使自己机糙的感情体会不到、笨拙的讲不小的东西。能够从中得到体会和宣泄，使自己吝啬的泪水得以痛痛快快地一流，稍微抒解郁积在心里的余哀。
所以，我感谢巴金。
也只有到这时，我才懂得，巴金为什么不想把这篇小说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因为不会伤心也没有伤过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篇小说清丽的文笔下看似淡淡其实深深的哀愁的。而巴金却不愿使太多的人伤心，不愿使人多的人哀愁。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作为伟大革命家和伟大道德家的精神。
今年，我也已经七十三岁了。在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我想请求他接受我，五十六年前一个十七岁渎者的这一份感谢。
一九三零年代的肖洛霍夫
向继东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前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前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前苏共中央委员，当过前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力”（《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 1999年8月版，第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以下弓I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前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早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 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丁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第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第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在其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第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 （第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令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做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地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第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共产党员们，在动用镇压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有强令妇女夜间陪宿的；有让人坐在烧得滚烫的火坑上拷问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