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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对“天鹅绒”的遐想还不到一个月，它的命运就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本来，这个枕头就像个王孙贵族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尊贵的姿态斜躺在冯泥泥家那张宽大的席梦思上，但那天，它却像一个被从地窖里揪出的劳改犯，在冯海军手里瑟瑟发抖。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就在县委办大门口，我看到了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的冯海军。他一反往日温文尔雅的神态，脸色铁青地揪着那个枕头。他揪得是那么用力，血管毕现的手臂好似把全身的愤怒都集聚在了一起。
虽然高大的冯海军揪着个枕头的情景很有些滑稽，但那刻我可不敢笑。周围人们的窃窃私语，让我感觉到那是个极其严肃的场景而不是滑稽剧。我那如鲫鱼般灵活小巧的身躯，很快就为我找到了冯海军脸色铁青的原因——刘小慧。冯海军的妻子，冯泥泥的母亲。在众多的围观者中，刘小慧正紧紧地抱着一个男人的腰。我认得那个男人，他就是镇上的邮递员陆荣光。这情景让我心头一沉，倒不是为冯海军或是刘小慧，而是为那个“天鹅绒”。要知道，许多晚上，当我睡在自己硬邦邦的枕头上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冯泥泥的枕头。那真是个神奇的催眠物，在对它温暖柔软的绒毛的遐想下，总让我感到就像某个神奇的夜晚般充满了希望。我想若冯海军将它撕碎的话，我可就没有什么可想可盼望的东西了。
我不太记得那天最后是怎样收场的了，我只记得刘小慧当时脸上的神情。她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无尽的哀求和苦恼，可尽管如此，她抱着陆荣光的双手却始终不曾松懈半分。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多下流，看这女人，多下流。”
人们的议论丝毫没影响刘小慧，相反，她的神态变得更坚定也更执著。被她抱着的陆荣光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在炎炎烈日下一动不动地任那个“下流女人”抱着。
在冯海军扬起手那刻，我看到刘小慧和陆荣光同时闭上了眼睛。不同的是，刘小慧完全是一种豁出去视死如归的模样，而陆荣光，身子不自觉地晃荡了几下，不知是想躲开还是想去保护他身后的女人。
出人意料的是，冯海军的手没有落到那对男女身上，而是，落到了他自己脸上。当那个极为响亮的耳光闪过后，接着我便看到一片片白絮从空中晃晃悠悠地飘了下来。这一幕真让我百感交集，而心中那关于“天鹅绒”的绮丽幻想，亦随着冯海军手的起落完全消失了。这幻想的逝去是如此突然又如此轻易，就像刘小慧宁愿丧失名誉紧紧抱着的那具不属于她的身躯一样，她以为自己抱住了永恒，其实不过是空荡荡的气体。
冯泥泥是在冯海军撕碎那个枕头的前一个月上我家的。当时冯泥泥走在永新巷口，我则刚好从那棵大芒果树上滑下。那次意外的相遇让我相信了命运的巧合，也使我在此后的日子，一次次满怀期望地爬上那棵芒果树。有时远远看到有蓝色晃动，我便会紧张地做好下滑的准备，似乎全镇只有冯泥泥一人穿蓝裙子。
事实上，冯泥泥自那天到我家后，就再也没从那棵树下经过。她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迅捷的路径。这路径便是仁义巷。她只需从仁义巷的那半堵残墙跳下，就可以直达我家的天井。这是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我第一次和冯泥泥接触。那时我的年纪虽小，却也懂得了面对女生时所需的羞怯。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室里的每张桌子上都会有一条清清楚楚的“三八线”，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人发明的性别立场的最初对立。冯泥泥读书晚，又留过一级，因此她领先几年发育的身躯在班上便显得很是引人注目。那时适逢学校刚包场看了一部名为《少林小子》的电影，几乎每个男生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小少爷和他的童养媳老婆。一次，班上的一个男生跟冯泥泥说话让人看见了，第二天早上，当那个男生走进校门，便有许多人冲他发出仿佛痛苦其实欢乐的呻吟：“姐姐啊，你怎么不理我？”这恶作剧令被叫的人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可后来我发现，那个男生虽然羞愧，但微微歪斜的嘴角显然含着一丝努力控制的喜悦。这发现让我很长一段时间怅然所失。
我是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和冯泥泥打招呼的。我记得我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家有很多很多芒果。”说完这句话后我便低下了头，冯泥泥则显得冷静得多，她挑起眉毛响亮地问了句：“是吗？”
我不太记得后来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关于牛皮纸又像是关于天鹅绒，然后我们便一前一后地拐进了永新巷。大太阳下，我看到自己细瘦的脖子上支着个大脑袋。
那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中听到“雪”，虽然此前也曾听人说过这种东西，但冯泥泥的叙述无疑要比他们的更生动也更可信。这个在北方出生的女孩，对冰雪的印记就像我对烈日的印记一样深刻。
我坐在闷热不堪的房间，却正有一位女孩向我娓娓地讲述一只小船穿行在僵冻的松花江上，由于薄冰底下是活水，所以每行——步便发出咔咔的声响……我极力想使自己清醒起来，以搞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是这里？还是那边？
“雪可好看了，有的像水晶、有的像羽毛、还有的像窗花呢。不但好看，还好吃。‘咔’一口，跟嚼冰糖似的。”
冯泥泥在说这句话时，伸出舌头在唇边甜滋滋地舔了一圈，仿佛真的吃了糖。
现在想想，也许就是冯泥泥那个舔嘴唇的动作，让我在那个仲夏夜对从未谋面的雪产生出渴望。这真是种奇妙的双重感觉，冯泥泥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有如身处异地。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通过魔幻般的嗓音，在炎炎夏日里托起一座幻影般的城市，而后又缓慢地重返回现实。
困倦重新袭来，月光照耀下的空气清新得好像和我以前呼吸的完全不同。浓厚的沉寂使一切细小的噪音都聚集在我耳边——那因我而起的噪音——我弯下腰滚雪球的摩擦声，我贪婪的呼吸声，以及，脚下薄冰的碎裂声……当梦中的第一朵雪飘落到我滚烫的脸颊时，我想到了蝴蝶出蛹时那透明、脆弱的翅膀。
夕阳穿过山峦旁的云朵，绚丽的色彩正由浅至深地从她的头发上依次过渡。当最后一片橘红暗下去时，我看到，她神色凝重地将一条腰带束上了腰。
我父亲的弟弟，那个永远都在房中摆弄牛皮纸的男人，他似乎走得更慢了。他瘦削的身影似乎再也跟不上我们，而且通常走着走着，便消失在浓密的荔枝林或是蒿草丛中。
时间在父亲的弟弟的缓慢移动下呈现出透明的灰暗，而我的记忆，总是在这渐渐前移的流程里不自觉地回退到那个被撕碎的枕头。特别是当我也习惯了一个人沉思后，我觉得日后父亲的弟弟的某种悲剧宿命，就像那些飘散的棉絮，所有一切都潜藏在一个绵软的容器里。
父亲的弟弟在冯泥泥出现那天走出房门，应该是平淡无奇。他千百次这样走出，又千百次以同样的姿态回来。但由于那次的出走导致他缓慢的脚步再没能跨过他生命的下一个九月，我的叙述便不得不修改了当初的情景。
当我的目光穿过记忆碎片，沿着天井的鹅卵石重新看到父亲的弟弟时，我发觉那刻他走出的不是房间，而是，走出了时间。他瘦削的脊背就随着这种脱离固定下来，我的叙述则继续随着时间推动。
那天和平时一样，父亲卷着裤筒在天井里做着些日常的小修小理，母亲出了房间几次又进去了几次，每次手中都拿着几块颜色不同的碎布。我知道母亲又在做拖把。母亲认为碎布的惟一用途就是将它们变成拖把，她总是说：“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你说还能怎样呢？”她的话通常没什么人搭理，只有父亲偶尔会抬起头望望他的妻子。那时父亲的脸便会呈现出一种茫然甚至是伤感的神情，而他的嘴唇，也变得更厚更笨拙了。
其实我曾设想过那些碎布的其他川途，说不定将它们做成布娃娃或是枕头套会更好，可每一次，我的这些念头都在母亲那种“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呢？”的幽怨语气下给打消了。母亲的话似是表明，她是尝试过别的处理方式的，但结果证明，确是“除了这样”便再也“不能怎样”了。
父亲的弟弟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