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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阈值的时候，后进国家就永远赶不上了。加里·贝克尔1990年的一篇文章把这种现象叫做“低收入陷阱”。发展越晚，经济停滞的概率就越高，然后用仿真做一个经济停滞概率的上限和下限，仿真的结果如图所示。
FractionofEconomiesGrowing，byYear
WoldGrowthRateandIneVariability
然后是经济收敛，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就做这方面的研究。鲁卡斯的这个模型格外简单，它仅仅假设，譬如，平均增长率在1970年达到顶点，并且逐渐下降，标准差趋于零，这基本上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仿真的结果是这样的：在201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年增率开始下降，到2010年，每年低于25％，这是标准差的收敛情况。
Incqualitytrendsvsmigrationsimpactonlaborforce1870—1913（repintedwithpermissionfromWilliamson；1997；WorldBankResearchObserver12（2）；117—135）。
上面这张图不是从鲁卡斯这篇文章里出来的，它出自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内移民是改善一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我们在鲁卡斯的增长模型之后，把收入分配作为必须讨论的一个议题呢？因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他们增长得很快，但其他人一点好处都得不到，甚至受到了损害，那么经济增长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史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欧洲的经济学研究尤其重视这个议题。
第二部分 5。环境与能源问题
有几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不能够回避，其中就包括环境的议题，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讨论的是发展的代价问题。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的统计里面没有环境损耗成本的会计项目，现在我们正在改进。
“人均收入—环境污染”跨国数据散点图：库兹涅兹曲线
下图描绘了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出自《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这张图把人均收入作为横坐标，环境污染作为纵坐标。当人均收入刚开始增长的时候，环境污染上升，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下降，就形成了库兹涅兹的倒U形曲线。对这条曲线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污染程度在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没有人过问，找不到政治的代言人；到了经济发达阶段，人们越来越关心环境问题，各种环境代言人也应运而生，比如绿党，人们的关注和积极行动带来了环境的改善。
TheevolutionoftheeconomicandenvironmentalvariablesforthebasescenarioInthisexanplefeedbackformtheenvironmenttoineandfoodproductioncausestheprocessofeconomicgrowthtoreversewiththeincreasingenxironmentaldamagethetopollutionPollutiondecreasesonlywhen（harmful）economicactivityhasdeclined。
环境学家们的预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考虑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负面效果，实际上，在国民经济收入的统计里，随着污染程度的加重，总有一天人们的实际收入会下降，食物的质量也会下降，这是仿真预测的结果。尽管也许国民
收入的名义量很高，但人们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实质上是下降了。
下页图讲的是环境污染。然后这篇文章是这个意思：工业革命以来200年，随着人类的能源结构从石油、煤矿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向着水能、风能、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资源的转化，在发达国家，它的电力厂的发电规模经历了一个从小规模发电到巨大规模发电，再回到小规模发电的过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能源形式变化了，早期的小规模发电是煤电，当代的小规模发电是水电、风电、潮汐和太阳能发电等。这样就和环境适应起来了，中间走了一个大的弯路，所以这篇文章就叫做“人类走过的大弯路”——HumankindsDetourTowardSustainability。
第二部分 6。人类发展指数
世界资源研究所最早提倡把资源和环境的损耗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本。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过去几年推出一套指标，叫做“人类发展指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效用水平的不断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耗用为代价的。因此，人类发展指标体系引入了“自然资本”概念。当自然资本的折旧超过效用水平的增加值时，发展就成为“不可持续的”。在这里分析的155个国家中，42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潜在地将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发展指数的定义是：（新生儿的期望寿命＋人均收入指数＋人均教育水平指数）/3。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合乎我们的直觉？在这两天讲的很多故事里面，我们都看到“幸福”跟财富几乎没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只占1/3的权重；长寿和人生幸福估计是有关系的，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件事，长寿是很重要的，所以长寿占1/3的指标；第三，你能不能enjoythelife（享受生活）取决于你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让你的感觉神经变得更敏锐，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能够把很多低级的欲望给缓解掉，就如伊壁鸠鲁所说的，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较多的财富，而在于较少的欲望，而这就需要教育，所以教育占1/3的权重是理所当然的。这三项因素是很关键的，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于1998年第一次发布。
真正的储蓄率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些细化的努力，用总的储蓄率再减掉自然资本的损耗——自然资本的折旧。自然资本的损耗是一个资源和环境的概念。在讨论资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不考虑储量——查明的储量基本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一个资源损耗的速率，然后确定一个市场价格，有时是竞争价格，有时是垄断价格，到底这种价格反映不反映资源的价值，这是很有争议的。无论如何，UNDP估计出了自然资源折旧的速度，从国家的储蓄率减掉这一年的自然资本（naturalcapital）的折旧率，就是该国的真正的储蓄率（genuinesavingrate）。算法如下：
下一页的表格很有意思了，它用上面的算法算出了42个国家的真正的储蓄率：阿曼的净储蓄率是129％，普通的宏观经济统计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经济开始起飞的国家，它的真正的储蓄其实是负的1％；再看叙利亚这个国家，15％的储蓄率已经很不错了，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说，超过12％的储蓄率就可以带来经济“起飞”，但是它的真正的储蓄率是负的1％；加纳，正的储蓄率是566％，真正的储蓄率是负的081％。
法治与反腐败
Easterlin是重要的人口经济学家，是三大人口经济学家之一。他2000年给《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写了一篇文章——“18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的研究”。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生活水平的指标里加进了法治。人们的生活水平依赖于法治，如果法治水平不够高，生活水平改进得就慢。我是同意他这个观点的。他把各国的法治的建设分成执法和立法这两个部分的改进。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立法方面的改进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他的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社会方面的。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反腐败问题。这篇文章通过统计回归找到了六项影响腐败的主要因素。其中前五项和腐败成负相关：第一，是否是新教传统国家，新教伦理有助于抑制腐败；第二，是否为原英国殖民地；第三，是否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发达，监督水平就会比较高；第四，进口是不是占的比例很高，进口比例较高的国家，腐败系数就会相应降低；第五，是否长期实行民主制度，短期的民主制度不起作用，这也是比较容易想像的。第六项因素很奇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比不实行的更腐败。以下是他回归出来的一些结果。
参考文献：
1BenjaminBrobery；“TheOriginofBanking：ReligionsFinanceinBabylonia”；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Vol2；No1（May1942）；77－88
2DanielTreisman；“TheCausesofCorruption：aCrossNationalStudy”；JournalofPublicEconomics76（2000）；399－457
3EricNeumayer；“Thehumandevelopmentindexandsustaina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