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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存在多年的批评。所以我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回顾。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演化与人类行为》杂志，四个作者中的前三位都是非常著名的，HerbertGintis和SamuelBowels是桑塔菲（SantaFe）学派顶尖的经济学家。RobertBoy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文化人类学家。第四个作者我不太熟悉，通常，前三位作者的合作伙伴不是这个作者，而是一个叫做Richardson的，他是芝加哥大学文化委员会的主任。这几个作者最近开始合作研究合作秩序是如何发生的，借助于演化心理学的成果，然后做计算机仿真。我们这一讲总是遇到计算机仿真，因为今天的研究已经被计算机彻底改变了，如果你不懂得仿真，就等于没有生活体验，计算机仿真就是告诉你真实的样子可能是这样；你换一套参数，又出来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计算机仿真，虽然，我们经济学家通常是看不上计算机仿真的，觉得那是dirtyworld，我们这是pureworld（纯粹的世界），可你的pureworld缺乏直觉，直觉是来自生活的。
第一部分 9。人类文化的演化与非血缘关系的合…
在这篇重要的文献里面，四位作者要解释的是什么呢？晚近的经验研究揭示出了人类行为在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形式。没有血缘关联的那些个人之间的合作不能够用“自私的基因”理论来解释，也不能够用所谓“亲缘利他主义”来解释。“自私的基因”和“亲缘利他主义”理论是经典生物学家同意的理论：一只小鸟为了它的幼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亲缘利他主义；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是“自私的基因”，是利己主义。这些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但是人类行为的绝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在人类中间普遍存在，但是不普遍见于其他物种，为什么？囚徒困境多次合作的合作解，不足以解释这样的合作的发生。因为当两个人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候，我们知道，只要贴现率足够小，重复次数足够多，就可能出现一种策略叫做“合作”，但是还可能有其他的均衡策略。我们还知道，当囚徒困境博弈的人数是n的时候，随着n的逐渐增加，合作策略出现的概率迅速下降到零，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量的文化里，免费搭车是一个常见现象。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最可歌可泣的合作行为往往发生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这是心理学家到现在为止无法解释的。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这两个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他们考虑到未来的收益，所以博弈是理性的，可能会有合作。但是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又如何呢？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这时，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当汉奸？这是HerbertGintis最早提出来的一个历史的案例，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提供解答，至少他们的解答不令人信服。
这四位作者试图找到一个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他们在以前的十年里提出一个概念，叫strongreciprocity，你们可能会把reciprocity翻译为互惠性，但是在这里不适用，我倾向于把它翻译为“强对等性”。它是一种对等关系。在这四位作者的具体的理论框架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纯粹的合作者，他一味地合作，而不问对方是否背叛他。你合作，可是别人出卖了你，这是你被背叛了，被出卖了，也许你下次就坚决不跟他合作。纯粹合作者则不然，他下次还跟这个背叛者合作，不区别敌人和朋友。第二种人是自私的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千方百计骗你让你和他合作，然后争取一切机会首先出卖你。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这样的行为，所谓“杀熟”，越“熟”越杀你。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力量，用计算机仿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心理结构里，有33％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第三种行为类型，叫做strongreciprocity，就是强对等行为，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当我见到了或者我体验到了背叛我的合作行为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要惩罚这种行为，哪怕这种惩罚降低了我个人的适存度。这种行为方式叫做“强对等主义”。强对等主义者愿意降低自己的适存度来建立合作秩序，这是最难得的一种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体验，一种直观，仿真结果表明，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各占三分之一。
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张面孔：第一张面孔是圣人，也就是谁出卖我们，或者背叛我们都无所谓，我们永远合作，像雷锋一样；第二张面孔是自私的，是魔鬼，是邪恶，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出卖别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第三张面孔是正义的面孔，我们要以降低自己适存度的代价来惩罚一切不合作者。这三种倾向在统计意义上各占三分之一。这篇文章要论证的，无非就是这个结果。
作者们在前面十年的工作经验中，揭示出了如下结论，它们可以用上图表示出来。强对等主义者在一个社会人口中占的比例，明显依赖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它依赖于这个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支付的代价，也就是说正义的执行者需要付出代价。是半个月的工资？还是一条生命？讲到这儿，我想引用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学者唐逸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在1997年，那时候北大周围很乱，中关村大街还没修，只有一条自行车道，再加上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在一天下班的时候，有一辆私家车在辅道里面逆着自行车流横冲直撞。当时有一个记者，带着他的十岁的儿子，在人行道上走，看到这辆横冲直撞的汽车，于是他就拦截它，批评司机说他不应当逆行。司机的火气很大，他会武术，走下车来三拳两脚把记者打死了，旁边围观的人很多，记者的十岁的儿子就从钱包里掏出仅有的一点点钱，求身边的叔叔阿姨帮助他们，但是没人关注，没人上来解围。这件事刊登在报纸上，这个人到现在我估计也没抓住，因为当时很混乱。但是唐逸讲的故事我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报纸上已经发表了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哲学家讲故事都是很精确的。图中的横轴就是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代价越高，当成本等于1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丧失你的生命。适存度最高就是1，若成本为1，你就不能生存，所以在仿真中间，随着惩罚成本的增加，强对等主义者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但是并不完全消失。第二个结论是，当背叛合作的人所支付的成本下降的时候，f（c）曲线就会往下移动。也就是说，若背叛的成本降低了，强对等主义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就会缓缓地下移，因为这时你帮助建立合作秩序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从上页的图中可以看到的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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