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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十几个概念，可以统一起来理解——放在我下面画出来的这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内：第一个维度是“物的秩序”，完全从技术、物质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秩序”，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概念；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秩序”，它包含精神的诉求、自我的诉求，比较抽象。在思想史的叙述里面，如果我们试图对思想史有一个大的把握，作整体的理解，这个三维度的框架很有用处。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
每一个学派在考察世界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学里面，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相比，就比较偏重社会秩序这个维度，因为欧洲的社会问题比美国要突出。美国的经济学家则比较看重技术的秩序，或者说是物的秩序，所以他们提出的互替性、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更偏重于物的秩序这个维度，这也是与他们这个社会的背景相关联的。德国的经济学家，比如说韦伯的经济学著作《经济与社会》，在今天看来很多人甚至觉得不是经济学著作，但它确实是。还有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这显然是一个经济学题目，但它是社会学经典著作。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比英美传统的学者更偏重于精神秩序的追求。所以，舍勒、韦伯、涂尔干这些人就更在这纵轴（精神秩序）的位置上。
我个人试图把思想史的重要作者装在这个三维的框架里，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不成功的例子，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使用。
这个三维的框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比较有意识地不失之偏颇。比如，我们学习马歇尔的经济学的时候，不会忘记他实际上是更重视物的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缺失或者说弱项是精神秩序这个维度的考察，于是你就会想从韦伯这里寻求一些经济学的理论，使自己变成更健全的学者。所以这个框架对指导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和思考更有用处，而不是用来发表论文。这个框架对发表论文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是画了一个三维空间，没有解释原点的含义，没有度量，更没法说明一个单位等于多少思想，也就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但对你自己的思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把不同的经济学派，按照他们生存发展的特定社会、所关注的历史问题进行归类。中国的经济学家显然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他们从不同视角考察同一基本概念。
第三部分 9。“历史情境法”角度下的众多杰出…
我们今天看“价值”、“效用”、“均衡”等概念，会感到它们只是静态的、抽象的、逻辑的、非历史的存在。但是，历史上，在讨论、充实这些概念的内容的时候，各国的学者都用自己切身的体验往概念中注入血液。所以同一个基本概念可以反映、概括非常不同的人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用同一个概念来概括不同的生活经验，就得到不同的理论。这是我们理解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最关键的方法，即所谓“历史情境法”，这在史学上叫同情的理解，而不是抽象理解。
每一个作者也都是这样，同一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比如小穆勒，他少年天才，由于他父亲老穆勒的严格训练，他成名很早。但是穆勒的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非常压抑，非常痛苦，所以他十几岁以后的多年都被抑郁症折磨（参见第七讲附讲）。他的个人经历让他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视角考察同样的英国学派里面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就是英国。但他写出来的著作就很不一样，连篇章的安排都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学者，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一样，考察同一类经济生活的经验，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除了这三个维度之外，在把每一个人安排在这三维空间里的时候，我们要想像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社会背景和他所属的学派给他的思想，然后考虑把他安排在这三维空间的哪个部分。这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工作。我大致上画了这样一个曲面，然后，我把四位最出色的经济学学者放在我认为合适的位置上。
比如说边沁，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家，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原则让他必须特别注意物的秩序。他完全是在技术层面来进行英国社会改良，所以他的社会理论思考并不深入。虽然他本人并不缺乏精神追求，但他的理论最缺乏的是精神秩序的思考，所以我把他放在左侧面上。
然后是马歇尔，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与韦伯相比，他的理论比较忽视精神追求。他也认识到英国学派的这种局限性，在第八版的《经济学原理》的导言里面专门提到精神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不研究这类问题，他把自己有意识地局限在物的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
斯密比马歇尔早得多，他的讲座叫道德哲学讲座，他自己也就叫做道德哲学讲座教授。道德哲学讲座分四个部分，只是在第四个部分，他才提到经济学。斯密更关注他的经济秩序的所谓幸福和神的先定和谐秩序，斯密少年时期曾经被一个吉卜赛女人拐走，但是马上又被追回来了，他一生没有结婚，他的精神指导者是他母亲。我们从斯密的书信集里看得出来，他对母亲非常尊重和亲切，把她当做自己的导师，毕生跟母亲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说由此他有一些精神秩序的追求，比马歇尔和边沁都更重视精神秩序。最上面的当然是韦伯，韦伯的人生经历也很不一样，他住过精神病院。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看问题会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加上创造力，就得到了伟大的理论。
第三部分 10。为什么要有曲面？
对这个三维的空间，我希望问一个问题。前几年，我在很多课程里都用过这个三维空间，那时我没有画出曲面，只画出了三条轴线（参见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为什么今天的表述中画了个曲面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在经济学、金融学里经常使用类似的方法。我的含义是要去掉那些庸才，去掉那些平庸的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他们在这个曲面内部。伟大的经济学家给你带来三个维度上的最大值、最高点，三个维度他都走得最远。而更靠原点的那些学者则比较平庸，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也没得精神病、抑郁症，精神正常得很，但他对精神秩序的追求比小穆勒、韦伯差得多；假如他更重视社会秩序的研究，写出来一些韦伯没写出来的精彩的话语也行，但他写出来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话语还不如韦伯；再看看技术方面的掌握，他还是不如韦伯。后来的人在整理以前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就会把那些在曲面的更靠近原点的那些位置上的学者，统统视为平庸的学者。他们并非没有任何贡献，但缺乏开创性的贡献，往往在思想史上被有理由地忽略或一笔带过，这就是我加上这个曲面的理由。至于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个曲面，我不想回答。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在座的各位自己用生命去体悟。
再强调一下：每一位学者的思想都可以放到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里去理解。我们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学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蕴含着该学者的注意力方向，比如说韦伯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宗教与精神的层面，马克思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方面，这些都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者对特殊的问题总是有一些敏感性，而每个学者的个人经历往往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特别关心的问题的种类，我们叫做问题意识。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考察他所在的社会，大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决定了学者的思想中蕴含的特殊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国，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有例外，他们的问题意识里面总是有两重性，就是又要学西方，要国富民强，又要有救亡意识，要拯救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它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境，西方人很难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传统自身的问题意识，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学，总是要在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内部，才有它自己的逻辑和问题。这三方面的交错考察，大致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思想史以及对任何一位作者的解读。
第三部分 11。从三个方面考察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