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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挥动两只长胳膊，几乎碰到鲁萨诺夫。他骤然怒不可遏，加人到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去，就像从前在监狱里参加那几十次争论一样，此时也还记得当初所听到的话语和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在火头上他甚至发生了想像中的移位，把这间塞满了床铺和病人的窄小而又窒闷的病房当成了牢房，因此他才信口骂娘，还作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手打架。
鲁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是惹不得的，打个耳刮子也是一抬手的事儿，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之下低头不语。但鲁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要冒火星。
“可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所顾忌地喊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也不想要什么高工资，我蔑视那玩意儿！”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他大喊大叫，但叫嚷引起他胃的上都疼痛，这就抑制了他的声音。
瓦季姆几次试图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像击木游戏的木棒似的接连抛来，速度之快使瓦季姆来不及招架。
“奥列格广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40岁，甚至还不到。”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哲学家打了一个手势让他稍停，并为自己喉咙有病请求原谅，接着便声音嘶哑地讲了一些关于医院里刷地板的和领导卫生事业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不同的道理。
对此，科斯托格络托夫本来也想胡乱地叫嚷一通，但是被大家遗忘了的舒卢宾突然从老远的门旁角落里走过来。他笨拙地挪动着两腿蹒跚地挨近他们，还是那么邋里邋遢，病号长衫拖拉着，仿佛半夜被突然叫醒似的。大伙见了都一愣。他却站到了哲学家面前，举起一个指头，在一片肃静中问：
“《四月提纲》许了什么愿，您还记得吗？州卫生局长的所得，不应当比那个内利妞的工资高。”
于是他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哈哈！哈哈！”科斯托格洛托夫得到这意外的支持，十分高兴，老头儿真是帮了他的大忙！
鲁萨诺夫坐下来转过身去，他再也无法看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而对于角落里那只令人反感的猫头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就不喜欢他，此人说不出任何中听的话，居然把州卫生局长同擦洗地板的女工扯在一起拉平工资！
大家立刻散去，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失去了继续辩论的对象。
这时，一直躺着没起床的瓦季姆向他招手示意。让他过去坐在床沿上，开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
“奥列格，您使用的尺度有问题。您的错误在于把现实同未来的理想混为一谈，你应当把今天同1917年以前俄国历史上的那些疮瘦相比。”
“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打了个呵欠。
“用不着在那个时代生活，这不难了解。只要您读一读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作品就行了，别的参考书用不着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打了个呵欠，不想再辩论下去了。肺部的运动使他的胃或肿瘤感到剧痛，这就是说他不能大声说话。
“您在部队服过役没有，瓦季姆？”
“没有，您问这干吗？”
“怎么会免了的呢？”
“在大学里受过高等军事训练。”
“啊，是这样……而我在部队里待过7年。是一名军士。当时我们的军队叫做‘工农红军’。一个班长的津贴是20卢布，而一个排长可拿600卢布，您明白吗？在前线，军官可以得到补充军响——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的时候躲开我们，您明白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连掩蔽部我们也是先给他们造，然后才是给自己造。我再说一遍，我当过军士。”
瓦季姆皱起了眉头。
此刻奥列格在想：这位基托夫拉斯和十五世纪的这些手稿抄录者是多么富有人性，同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群狼。
如今谁会以折断肋骨为代价去听软话？……
但卡德明夫妇的信还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奥列格从床头柜上摸到了信。他们写道：
亲爱的奥列格！
我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茹克被打死了。
村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我们把托比克藏了起来，可是茄克却冲了出去向他们狂吠。要知道，它一向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它已有那么一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水渠边上，脑袋垂向渠道。我们赶到它跟前时，它的身体还在抽动。它的躯体是那么大，抽动起来惨不忍睹。
您能想像，屋里变得空寂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茄克，因为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的角落里，靠近亭子……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像茹克的模样。不是想像它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水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的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口叫他开门的情状。
第三十章 老医生
奥列先科夫医生已在世上度过75个年头了，给人治了半个世纪的病，未能挣得一座砖瓦楼房，但毕竟买了一所带小花园的木头平房。那还是2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住在那里。这所房屋坐落在一条静谧的街上，这条街不但有开阔的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相隔足有15米之远。便道上排列着还是上一世纪就栽植起来的一株株粗干大树，到了夏天，树顶连接成蔽日的绿荫，每棵树干下面的土都被翻松，收拾得干净齐整，并用铁栅围了起来。盛暑中，人们走在那里，不会觉得烈日炎炎，便道旁边铺瓦的水渠中流动着清凉的灌溉渠水。这条穹顶覆盖的街道环绕着本城建筑最好。市容最漂亮的一个地区，街道本身也成为最美的点缀之一。（不过，市苏维埃里有人在嘴咕，说这些平房零落分散，很不紧凑，装置各种设备费用太贵，不如把它们统统拆除，另建五层楼的住宅。）
公共汽车并不挨近奥列先科夫的住处停靠，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这是一个十分暖和、干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暗下来，还看得见那些或多或少地披着柔嫩绒的树木在准备过夜，而状似蜡烛的白杨还一点也没有绿意。但是东佐娃只瞧着脚下，不往上看。这一年的春天并无欢乐可言，一切都是受制约的，很难预料这些树木长满绿叶、待到秋天变黄和脱落的时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怎样。过去她也是那么忙得没工夫停下脚步，昂起头来，眯着眼睛仔细看上一眼。
奥列先科夫的房屋有并排的两扇门：一扇是便门，另一扇是带铜把手的老式正门，镶着凸起门心板。在这种房子里，类似这种年头已久的大门通常都被打死，必须经便门出入。然而，这里门前的两雕石阶并没长出芜草和青苔，携刻着手写斜体“多·吉·奥列先科夫医生”字样的铜牌依然被擦得程亮。碗状的电铃也没有弃置不用的样子。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按了按那个电铃。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奥列先科夫亲自来开门了，他身穿一套当年属于上等料子的咖啡色旧西装，衬衫领子敞着。
“噢，是柳多奇卡，”他只是微微抬起了嘴角，但这在他来说，已意味着是最显著的微笑了。“我正在等您。请进。我很高兴。高兴，尽管又不高兴。您来见我这老头子，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东佐娃曾给他打过电话，请求允许前来见他。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情在电话中全部讲出来，但这样做似乎不大礼貌。此刻她怀着歉意向他解释，说前来看他不见得有什么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