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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节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而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姨居和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似乎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个妇女的丈夫也在她们之中；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跟那个男人接吻。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有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她把明信片撕成了4片，扔进了废纸篓。
她继续收拾屋子，指试香水瓶、展示克里米亚风景的一座玻璃的金字塔式模型、收音机旁的唱片盒、电唱机的塑料匣子。
此时此刻她可以听自己的任何一张唱片了，无须担心触到痛处。可以放那张使她忍受不了的：
如今，跟过去一样，我仍然独自一人……
不过她找了另外一张放上去，打开了收音机上控制唱机的开关，尔后坐到妈妈留下的深靠背圈椅里，把穿着长筒丝袜的两只脚也蟋到了椅子上去。
揩灰尘的抹布一只角仍握在她心不在焉的手中，像一面三角旗垂向地板。
房间里已变得晦暗，收音机的刻度盘清晰地闪着绿光。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就是“仙女出现”的段落。
蔽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像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濒临死亡、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从歌剧院的包厢里听这段柔板，该有什么样的感想。
她把这段柔板再放一遍。
又放了一遍。
她开始谈话了，但不出声。她在想像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晦暗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虽然很难预料他这个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但薇加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了。
她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跟他谈。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还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现在倒是可以说了。她在向他阐述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奥列格必定会嘟哝说，他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什么书，甚至还会夸耀：部队里没有那种东西，劳改营里也没有，）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的是安全感——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挡箭牌、避风港。
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感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然而，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似乎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地思考。
而她再一次重放那张唱片。
天完全黑了，她忘记了继续抹灰尘。刻度盘的绿光颜色愈来愈深，房间也愈来愈被这绿光照亮。
开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可是她又必须看一下不可。
不过，即使在幽暗中，她那可以信赖的手也找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只镜框，她满怀深情地将它摘了下来，拿过去凑到刻度盘前面。即使刻度盘没放出自己那幽幽的绿色星光，甚至此刻熄灭了也罢，薇加仍能继续看清照片上的一切：这是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庞；一观尚未见过世面的眼睛有如万里晴空；雪白的衬衫上系着生平第一条领带，身上穿的是生平第一件西服，而且，不惜在翻领上扎个小洞孔别了一校正规的像章：白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侧面头像。照片是6X9英寸，像章极小，但白天还是看得很清楚，而此时凭记忆也能看出，这是列宁的侧面头像。
“我不需要别的勋章，”男孩的微笑仿佛在说。
就是这个男孩为她想出了“薇加”这个名字。
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之后很快就会死去。
薇拉·汉加尔特的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她很小，还坐在课桌旁。
可是他——在前线牺牲了。
从此以后，这场战争无论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正义的也罢，英雄的也罢，卫国战争也罢，神圣战争也罢——对于薇拉·汉加尔特来说，这反正是最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同未婚夫在一起被打死了。
她是那么希望这时候自己也能够牺牲！当时她抛弃了医学院，立即要求上前线。但是没被批准，因为她是日耳曼人。
战争爆发后头一年夏天的两三个月，他们还在一起。当时她也明确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参军。到了现在，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谁都无法解释：当时他们怎么没有结婚？纵使不结婚，他们怎么竟让这几个月——最后的仅剩的几个月给白白过去了？当一切都在崩塌、断裂的时候，他们面前还能有什么障碍？
障碍还是有的。
如今，这件事在任何人面前也讲不清楚。哪怕对自己，也是如此。
“薇加！我的薇加！”他从前线大声呼喊。“在你还没有属于我之前，我不能死！现在我已经觉得：只要我能有3天工夫抽出身来——度假也罢！住院也罢！——我们就结婚！是吗？你说是吗？”
“你不要为这件事心里难过。我永远不会属于别人。我是你的。”
她曾这样满怀信心地写信给他。而当时他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负伤，他既没有机会住院，也没有得到假期。他是当场牺牲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还在闪耀，一直在闪耀……
但是那颗星的光在盲目闪耀。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在闪耀，还在灿烂地闪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医学院去读书。在医学院里她甚至还是个班长。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先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盗加推荐给东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细胞？谈什么反应？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薇加表面上没有变，但心却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本来只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她的儿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师，在1940年被投进了监狱。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往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国那儿寄过邮包。可是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使人纳闷的通知书，结果母亲领回来的是自己寄出的邮包，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邮包带回家来，像带回来一口小棺材。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上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这一点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对薇加倒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