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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一下子就得了这种病。
得了癌症。
现在他一开口就说“得了癌”，而当初很长一个时期他都佯装镇静，仿佛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能忍受得了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就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最后转到了肿瘤科，而这里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得的不是癌。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的、不引人注意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头，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写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讲的笑话也都粗俗下流，但从不涉及政治。还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哼，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文母娘这样诅咒过他。但叶夫列姆的舌头只是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忽然间，这条舌头开始膨胀起来。老是碍牙齿的事。柔软滋润的嘴也容它不下。
可叶夫列姆还是满不在乎，仍然在大伙面前龄牙咧嘴地说：
“波社耶夫？世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怕！”
他们也就说：
“是啊，波杜耶夫的毅力真够强的。”
其实这并不是毅力强，而是5倍的恐惧。他不是凭毅力，而是出于恐惧才挺住，坚持工作，能把手术推迟一天算一天。波杜耶夫一辈子所做的准备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于是就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干活，听别人夸他毅力坚强。
给他动手术他不肯，只好开始用针疗：像对地狱里有罪的鬼那样往他舌头里扎针，几天几夜都不取出来。叶夫列姆。心想这么一来就会好起来，他是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舌头胀得更大。叶夫列姆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毅力了，他愁眉不展，把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
手术是列夫咧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成功！正像手术前所说明的那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但很快就会习惯于转动，重新像先前那样说话，只是口齿有可能不那么清楚。他还被针疗过一次，放他出去了又叫了回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现在可以说，你过3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是在脖子上。这次是简单的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简单的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可说是看得不少了，所以在指定的日期他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可他理也不理。总的来说，他不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久留，会不当回事儿似地远走高飞，哪怕到科雷马河上，哪怕去哈卡西亚。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财产、住房和家室之累，他所喜欢的只有自由的生活和口袋里的钱。而医院里来信说：“如果您再不来，我们就通过民警把您押来。”瞧，肿瘤医院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癌症病的患者也有什么样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拒绝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仔细摸7摸他颈部，狠狠地责怪他耽误了时间。就这样，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做了手术，像不明不白挨了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而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们无不连连摇头。
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再也不像先前那么倾心了：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脖子上那地方不见柔软，而是愈来愈绷得紧，硬邦邦的，老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头部。肿块沿着脖子往上升，几乎到了耳根。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缝匀称齐整的老建筑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滑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种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子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深。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交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躯干牢固地连在一起。他感到射向头部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干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扭头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头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体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身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之后总是紧接就问：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渺小的人。
所有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尔库塔、叶尼塞河、远东和中亚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了很多钱，随”后也就把钱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钱，有的人是度假时一次性地花掉。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很顺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愿望，都说明他们意志薄弱，忽视了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那么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叶夫列姆从小就听人们说，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这些年轻人，却比自己的老子头脑聪明。他们的老子胆了很小，一辈子连城也没进过，而叶夫列姆1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骑马打枪了，接近50岁时把整个国家像模娘儿们似地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一边来回地走，一边回想他们家乡卡马河一带的老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挺勒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子，不追求什么，也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做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马留给谁，把马驹留给谁，把无领粗呢上衣留给谁，把靴子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会被癌吓倒。而且，谁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可在这儿，在医院里，人已经在吸氧气袋，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而嘴巴还一再说：我不会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