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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桌子上随便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边尽是打字稿。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方向看去，文件夹上的题目是倒着写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仔细想过了。）
“……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那就是说，得写出研究报告来。其实，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该怕什么，不过，您还是放我走吧！我想凭自己的体力恢复健康。说不定那会对我更好些，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常识：对病人不应当吓唬，而应当鼓励。但是，遇到像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纠缠不休的病人，则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大吃一惊。
“更好些？决不可能！我敢肯定地这样对您说，”她用四个指头往桌子上一拍，像用蝇拍拍苍蝇似的，“决不可能！您，”她又斟酌了一下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望着他，准备看他怎样发抖。但他只是缄默不语。
“您的命运将跟阿佐夫金一样。您看到过是怎么样吧？要知道，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艾哈迈占能被我们救过来，因为他手术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照射治疗。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考虑！本来应当紧接着动第二次手术，切除邻近最容易波及的一个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您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是癌症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是迅速扩散和严重恶性的，就是说它能非常快地转移。根据最近的统计，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您满意了吧？好，我可以让您瞧瞧……”
她从一堆文件夹中抽出了一本，开始在里边翻查。
科斯托格洛托夫默不作声。后来他开口了，但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
“坦白地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不仅在我的前头木会有什么生活，就是过去也没有生活。要是现在还有希望活上半年，那就先过上半年再说。至于十年二十年计划，我并不想制订。多治疗等于多受罪。将会出现放射性恶心、呕吐——何必呢…”
“找到啦！您瞧！这是我们的统计。”她把一张双连的练习本纸转向他。展开的全页纸上通栏写着他那种肿瘤的名称，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右半页的上方：“尚未死亡”。各分3栏填写着姓名——是不同时间写的，有铅笔字，有钢笔字。左边半页没有涂改，而右边半页的姓名一再被划掉、划掉、划掉
“暗，就是这样。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但毕竟还有几个幸运的人留在右边，您瞧见了吗？”
她把这张名单给他再看看，让他再想想。
“您以为您已经恢复了健康！”她又进入了强攻。“其实，您的病还是老样子。您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怎样，现在还是怎样。推一弄清楚了的，就是跟您的肿瘤可以进行斗争！还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就在这种时刻您声称要走？那好，走吧！您走好了！哪怕今天出院也行！我会立刻让他们给您办手续……随后我就把您登记在这张名单上。填在‘尚未死亡’这半页上。”
他不吱声了。
“怎么样？决定吧！”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和。“如果需要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再做一定次数的照射，比方说，5次，10次……，，
“不是5次，也不是10次！要么一次也别做！要么需要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比如说，从今天开始，每天要给您做两次，而不是做一次。这也包括一切必要的治疗措施！而且不许您抽烟！还有一条必须做到：接受治疗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还要心情愉快！要有愉快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治好您的病！”
他低下了头。在一定程度上，他今天就是为了讨价还价。他惟恐向他提出动手术的方案，现在总算没有提出来。至于照射，倒还可以，没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备有一种秘方草药——伊塞克湖草根，他不是无缘无故要回到自己那偏僻的老家去，而是打算在那里用这种草根治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草根，他到这所肿瘤医院来只是为了尝试一下。
而东佐娃医生，看到自己胜利了，就宽宏大量地说：
“好吧，葡萄糖一项我就给您免了。换一种皮下注射的针剂。”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
“应当说，是我向您做出了让步。”
“还有：请您尽快把鄂木斯克的那封回信转来。”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第七章 治病的权利
可如果他是一点一点地追问，这是什么针剂，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该不该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释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他很有可能会彻底造反了。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论据抛完了的时刻屈服了。
她则趁此机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仿佛是在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为她已被这种解释弄得疲惫不堪），而心里却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单纯爱克斯光的效验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打击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所竭力推荐的治疗这种类型的癌症措施。在对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过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完全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缺少原发病灶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觉，观察和记忆，无不向他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爱克斯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3个年轻的主治医生质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个医生，她还是医学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都质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那种被称为学术性的社会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过来。在她们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剖析会，分析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错误，提出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