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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个女人则直盯着他，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他。
那辆该诅咒的摩托车始终发动不起来，简直把人心都撕成了碎片。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
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激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返回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藏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鲜红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朝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射击，而那塌鼻子的小伙子到了街上，神气得像个胜利者。
科斯托格洛托夫失败了，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把紫罗兰从袖子里移出来。过不了几分钟，这两束花便无法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个小姑娘——乌兹别克少先队员，她们拥同样的黑色发辫都是用电线扎紧的。奥列格的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诧异起来。先是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看了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此人并不是喝醉了独，也不是要纠缠她们。也许，她们甚至还明白，这位士兵叔叔论鲜花送给她们是有其难言2苦的？
其中之一接过街来。点了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了点头。
接着，她们快步往闹走，两个人肩头紧靠在一起，谈论得很起劲。
他的肩后只剩下肮脏、汗湿的行李袋了。
在哪儿过夜——这得重新考虑了。
旅馆里不行。
去卓娅那里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不，可以，可以。薇加一定会感到高兴，尽管她不会让你看出来。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对奥列格来说，我加不在，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像背上的那只沉重的行李袋。说来也奇怪，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想多待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那样高兴？而此时，他的痊愈却突然不再使他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完一条街区，奥列格就感觉到自己饥肠始辆，两腿疲软，周身乏力，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滚动。这时他大概一心想着的是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即使重返乌什一捷列克，这一前景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现在去那里的路完全畅通。奥列格明白，如今到了那里，必会更受到苦闷的折磨。
是的，他简直想像不出，现在能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心情舒畅。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会扑到她的脚下，对她说：“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走！这不能怪我啊。”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他看了看太阳。太阳开始往西偏了。想来已过了两点了。现在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上的号码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方向的那趟车。于是他开始观察，看它在近处的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条条铺着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