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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在斯大林出发去波茨坦的前夕,磋商陷于中断,在苏联控制大连、旅顺港和满洲铁路的程度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宋飞回重庆与委员长磋商。(《抓住龙尾》,第407页)
据戴维斯的回忆,回到重庆的宋子文情绪低落,他对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说“我完全垮了”。他甚至说:“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参见《抓住龙尾》和《宋子文传》)话虽这么说,宋子文还是在8月7日飞抵莫斯科。仍是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仍是立即与斯大林会谈。但与上次的来访不同的是,宋子文的身份此时有了变化,他只是以行政院院长职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队列中多了一个成员——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隆隆炮声中,宋子文又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他到达后第二天,苏军开始进入满洲。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斯大林奉劝他说,他最好很快签订协议,不然的话,“共军将进入满洲”——在哈里曼为他向克里姆林宫说情后,宋和斯大林于8月13日取得了一致意见。条约和附件在第二天——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投降条件的那一天——签署了。(《抓住龙尾》,第408页)
斯大林的话打中了蒋介石、宋子文的要害,他们被震慑住了。他们害怕苏联公开援助中共,害怕苏联出兵打败日本后东北成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如何竭力维护国民党统治和国民政府的权威,如何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抑制和挤压,比起维护中国主权,无疑显得更为紧迫和现实。起初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时,他们曾暴跳如雷,在谈判开始时态度虽曾颇为强硬过,但此刻,在苏联出兵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形下,蒋介石、宋子文最终答应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根据苏联提出的条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和宋子文谈判联盟条约,并于8月14日签了字。条约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并正式使苏联政府承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一项联盟条约,比起华盛顿对蒋的任何保证,都更进一步地为着蒋的利益着想。15日的排队为:美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是盟友,日本人是迅速消失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被华盛顿视为阻力,莫斯科是装作看不见,重庆则视之为敌人。(《抓住龙尾》,第411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日本宣布投降的头一天——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苏方签字的是莫洛托夫,中方签字却不是宋子文,而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想必宋子文在提名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时,就想到了隐身其后的日子。他大概愿意以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所谓的“政治上的毁灭”。
《时代》当时的报道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有利于他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新的中苏条约就放在蒋介石的口袋里,它是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努力获得的(估计是精明而讲实际的苏联让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面对面坐下来)。这使“政治解决”接近于实现。
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俄国人转而支持中央政府,失去得到苏联同志帮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交出他们独立的军队和统治,在一个统一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中占据他们的位置。延安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它的领导人已看到厄运将临的预兆。(《时代》,1945年9月3日)
上述分析不过是又一次的一厢情愿。条约的签订,初看起来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因为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保证:苏联只支持、援助蒋的中央政府,而不支持延安的中共政权。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出他比蒋介石高出一筹的智慧。很快将证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会止步于纸上。
更为重要、局外人也无法了解的是,中共与苏联,绝非西方人士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附属关系。今天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的陈独秀,1945年的延安更不是1927年的武汉。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值得强调。当宋子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焦点时,当《雅尔塔协定》引发出中美、中苏外交的波折令宋子文疲于奔命时,1945年4月23日一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随着有着共产国际和苏联背景的“王明路线”的被清除,随着“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进中共党章,毛泽东完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如今,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今天来看,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斯大林和苏联的影响力无疑被夸大了。但在当时条件下,又有谁能了解详情,预想未来呢?
从宋子文第一次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类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接连发生:三大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会后发表宣言,为日本投降定出最后期限;美国投掷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与长崎,蘑菇云腾空而起后地面顿时变为一片废墟;苏联百万大军风驰电掣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如秋风落叶;日本天皇亲自发表广播讲话,最终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代》报道了宋子文第二次抵达莫斯科之际,莫洛托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宣布苏联对日作战的情形:
当记者们走进克里姆林宫白桦林里莫洛托夫的住所时,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多少显得有些紧张。他的香烟快要烧到指头,烟雾缭绕中他宣读声明……
干巴巴地念完声明,莫洛托夫狡猾地笑着注视记者,这笑似乎在说:“怎么样,先生们?”一位记者说:“谢谢您,莫洛托夫先生,非常谢谢您。”于是,记者们准备他们的报道,回到沉闷的莫斯科大饭店。在饭店里,日本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行李早已堆在楼梯上。此时,莫斯科时间晚上九点,距俄国与日本的第二次战争爆发只剩下三个小时。
在中国使馆,另外一些行李则刚刚搬进来。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运来了重庆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他们前来莫斯科与莫洛托夫、斯大林举行第二轮谈判。中国的来访者和他们的俄国主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该声明的所有重要性和即将产生的影响。
俄国红军进入满洲,加强了俄国在亚洲博弈的力量,从而也就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杜鲁门总统欢迎俄国参战,宁愿过后再考虑未来的博弈。目前他的焦点是东京。(《时代》,1945年8月20日)
战局彻底改变了。随即,整个中国沉浸在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获胜的巨大喜悦中。
在这样的时刻,中苏外交谈判的种种反复与周折,现实妥协背后复杂的历史恩怨,必然只会成为历史大震荡中的小插曲。它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小,如此无关紧要,早已消融在历史巨大的轰鸣中。人们听不到、也无暇去听那些微弱的声音了。在后来的一些史书中,它更成了轻描淡写的过眼烟云。
1945年10月20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属协定的规定,外蒙古如期举行全民投票。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所述,举行投票时,外蒙古全境十八个盟,大体上以户为单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均在所属区内参加投票。投票采用记名法,选票上须填写名字,再填写赞成或反对独立。中国的国民政府曾派内政部次长率代表团抵库伦(今乌兰巴托)参观投票情形。10月24日,投票结果公布。共有四十九万四千余人参加投票,四十八万三千余人赞成独立。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予以承认。
至此,1911年底发生的外蒙古独立风波,三十四年之后,尘埃落定。
完稿于2006年7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PersonalHistory(《个人历史》),VincentSheean(无出版社),1934年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三联书店,1980年
《宋子文传》,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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