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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个月，疲惫不堪的中国和疲惫不堪的蒋介石，都清楚知道了改革不能等到胜利之后才进行——因为盟国的援助到目前为止还是太少、太迟，中国必须像通常一样只能靠自己。不管怎么说，中国和蒋介石已发现其力量之所在。蒋把他的军队交给一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军委会军政部长陈诚将军来领导。（参见《时代》1944年11月27日）同样重要的是，蒋还改组了他的政府。他任命了中国最能干的管理人才、他的内兄、外交部长宋子文担任中国第二号要职——行政院代院长。军事、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危机迫在眉睫。不仅蒋介石政府的前途，而且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前途，都与危机的处理结果维系在一起。危机中宋子文承担起最重大、最艰巨、曾让许多人束手无策的任务。（《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十几年间，这已经是宋子文第三次出任代院长的职务了。他的每一次出面“代理”，似乎都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宋子文第一次任代院长是在1930年9月25日，因为行政院院长谭延辏烨埃�9月22日）病逝。此次宋子文任代院长的时间不到两个月，随即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次任代院长是在1932年8月，时任院长的汪精卫因与张学良矛盾激化而辞职，故由宋子文代理，七个月后，1933年3月，汪精卫从欧洲归来重新担任院长。如今，1944年12月初，在蒋介石面临内政外交诸多危机之时，宋子文又一次被请出山。
这里需要交代一句，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汪精卫刚刚在日本名古屋因伤病不治而亡。这个在1935年曾经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现代史著名人物，彻底离开了历史舞台，从而也逃过了战后审判。
宋子文这一次出山，“临危受命”的意味更浓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宋子文这一次将不再是一位匆匆过路客。1945年5月底他正式就职院长，一直到1947年3月离任复由蒋介石取代，整个任期计两年零三个月。
1944年12月一1947年3月，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八年抗战取得胜利，随即国共内战（后来称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也改变着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宋子文卷进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中心，围绕重大事件而展开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活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构成了他的活动舞台。特有的政治身份，与蒋介石之间微妙的关系，与美国的特殊渊源，使他有了表现的机会与空间。在前所未有的政治漩涡中，他跳跃，腾挪，周旋，摔打，直至最后出局……
在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意义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能吃苦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一一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惟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当即在笔记本上注明一句：“注意：无宋子文。”后来，当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做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的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介绍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时，《时代》就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在这样的基调 中，《时代》开始叙述宋子文的故事。
浏览他的一生，就像阅读中国现代史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篇章。
宋子文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1894），日本在那场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走了琉球群岛和台湾。
孙博士的行为影响了宋子文后来的一生。宋家的孩子们叫孙逸仙博士“叔叔”。他们天天忙于爬花园的墙，读孔夫子的书，学唱中国的儿歌、《基督爱我》和倾听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当然他们还不懂得这位小个子革命家对中国和他们的深远影响。辛亥革命时，宋子文已是一个瘦高个儿的少年了（每隔三个月他的衣服就穿不下了，由他的妹妹美龄接着穿）。
……
他们成功地把“学者儿子”送到上海的圣约翰（教会）学校上学。后来，他前往波士顿——与查理·宋不同，宋子文进了哈佛大学。这位瘦高个子的学生主修经济，平均分数为“良”。宋子文从坎布里奇南下，继续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与此同时，他附带在花旗银行当职员，后来突然辞职，为的是在中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二十九岁时，他小有成就，成为一个煤炭与钢铁业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看重家庭的男人，与前教会学校的校花张乐怡结了婚，就在这一年，历史再一次敲响了他的大门。像以往那样，历史的面孔是孙逸仙。
这位革命的博士不再是“叔叔”了。他成为宋子文的姐夫。四十八岁（实为四十九岁——引者）的孙博士与年方二十一岁（实为二十二岁——引者）狂热的宋庆龄结婚。在广州，孙和革命军的将领、杰出而年轻的蒋介石为一个问题煞费苦心，这也是宋子文和蒋后来毕生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财政来源。革命耗资巨大。蒋需要资金进行北伐。谁能为他筹集银元？年轻的孙逸仙夫人建议找她的“弟弟——他会理财”。两年时间里，宋子文把税收从一百万元增至一千万元，为蒋提供了足够的战争资金。
孙博士逝世（1925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赢得了“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称号。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色浓重。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须做出抉择的境地。
一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
就在“四一二事件”发生两天之后，1927年4月14日，一位美国人来到了上海。他带来朋友写的一封引见信，前去拜访犹豫彷徨中的宋子文。这位美国人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政治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希恩这样描述了他的这次拜访印象以及他对宋子文性格的分析：
我先去拜访宋子文。他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哈佛深造过，聪明、能干、诚实，一直担任着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口方面和南京方面都任命他担任这同一个职务。但就在我抵达上海时，他辞职了。
……我来到上海时，他正住在法租界的孙中山故居……
宋先生——即T．V，人们常这样称呼他——热情接待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