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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过来：他们的（指国外）所有文明，绝对不是超越日本人能力的东西；他们的起居行为，不论哪一方面，绝不能与日本人的勤奋相比，日本人好极了！只要乐意霞关大厦可以盖得更高些。日本人克服几倍于洋人能够的忍受的艰苦，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根本不算回事。日本妇女多么文静娴雅，甚至具备献身精神！
“可是，假如你度过了若干年岁月的世界主义者的生活，而且习惯了外国人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你就不会去注意电视机数量，比较勤奋程度这些表面的价值判断了。
“假如你自夸地说：‘东京的铁塔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法国人会笑着回答：‘很遗憾，我既无需去超过你们，也没有这笔钱。’如果你扬言：‘我在拼老命地工作。’西班牙人会不解地反问：‘那你的夫人怎么办？’
“日本人最憧憬的东西，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我们回避的，是他们价值高昂的行动。日本人与世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差距实在太大。我认为，其中主要的部分是日本人的人性意识的‘延迟’所致。”
于是，作者认为：“明治（指明治维新）结束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性的维新。”所以便有了这本《丑陋的日本人》。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2）
瓯地的瓯民确实有如岛国的日本人，在资源贫乏又迫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只好作“树谷”之计，至使人性意识扭曲，有成“经济动物”之嫌。因为有时赚钱也如吸鸦片，会上瘾的，加上温州人的特性，口袋里有十元钱时想一百元，有百元时想一千元，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温州人因而比外地人活得辛苦，活得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形容温州老板的艰苦创业，但温州人宁愿当“睡地板”的老板，也没有想到去当睡席梦思的打工者。譬如苏州人，闲暇时去泡泡茶馆，譬如成都人，抽空大家一起打打麻将，他们都过得比温州人潇洒。茶馆在温州从来没有红火过，温州人没有时间去泡茶馆。温州人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办企业时一门心思，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直至一日“非典”降临，“大军压境”，生活一下子停滞，万籁俱寂。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譬如将平时也当“非典”，暂时放下一切，去写写文章。或与文友们比办企业，与企友们（我杜撰的名词，即企业界的朋友）比写文章，我的压力不是可以一下子减轻了吗？当然这种悟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你不可能做隐士。但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不要只专注于你的企业或事业，走进大自然，或做一些你爱好的活动。温州人的目的性明确，事事争先，既创造了温州的神话，却也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我有点可怜起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温州人了。
温州人的第二大毛病是文化底蕴不足，有时不免显露出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来。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是指现时当家的一代，也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当红的老板和当权的干部。我认为，“树人”要有先文化，后文明的这么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或至一个民族，没有许多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的社会行为，更不可能显出文化的底蕴来。去美国你感觉到的是现代，是科技。到了西欧，你感觉到的是历史，是文化底蕴，那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美国人可能雀跃欢呼，率性地在雨中奔跑，英国人便少有这样做的。他们可能在躲雨，也可能在冒雨前行，却不是奔跑着，而仍旧是走着，保持那种绅士风度。不能说两者孰优孰劣，只是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温州缺少历史感，缺少文化底蕴，这是我们在西安、北京、南京、成都、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都能感觉得到的。可温州又缺少现代感、科技感，这是我们在上海、广州、香港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的政治环境所能给予温州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一代温州人所受的教育也太少了，我们远未完成从文化走向文明的各个步骤。温州人这一群体给人的印像也仅仅是说着古怪的语言，办事风风火火，会做生意会赚钱而已。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一代温州人的文化教养不足，不是温州人不聪明、不努力、不求上进，而是历史的误会。最近连续三年，温州高考上线人数均居全省高位便是明证。我们的下一代会克服这一代的不足，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的欠缺，特别是我开酒店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国贸大酒店的电梯是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牌，世界上最好的电梯之一，电梯内还配有高档的装潢和全毛地毯。电梯口和电梯内都有禁止吸烟的标志，不少人仍旧吸着香烟进进出出，而且吸烟的大都是本地人。更有甚者，去年的一天，竟在监控中发现有人在电梯里小便，立即通知保安将这人拦住了。这人先是抵赖后还振振有词：“喝了不少啤酒忍不住。”每年春节期间是酒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春节期间也是酒店的器物折旧最快的时候。因为春节期间大都是温州本地人来消费，房间的地毯上香烟灰、痰迹到处都是，开业两年之后地毯几乎都换遍了。我们酒店的服务人员都想不通，这么好的地毯这口痰怎么吐得下，这烟蒂怎么忍心扔得下？在温州，随地吐痰、随地小便时有所见，还不像上海，组织居民老太太去管，温州没有这样的志愿者。垃圾乱倒也经常有，特别是城乡接合部。有时你开着车，看着前面一辆车慢下来你得小心了，果然，放下车窗后扔出来的是果壳、纸屑或塑料瓶。至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开粗口骂人，更是司空见惯了。如果说“他妈的”是国骂，“捣你妈”便是温州人的“市骂”了。我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听到的，而且好些人还会在这三个字前缀“吾阿爸”，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子”。还有坐飞机到港时，机未停稳，就有人起来拿行李，或在机舱内走动、唤人、打手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往温州的航班上，这说明温州人大都是急性子，但这也是教养的问题。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3）
“在日本，有一种事我不明白，那就是汽车比行人神气。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于车占了地方，增添了不便，所以对行人很客气。如果道路上有行人的话，很远就停车，轻轻按动喇叭提醒人们，靠近行人身边时，说声‘谢谢’，道歉后再通过。相反在日本，行人被骂‘混蛋’，像老鼠避猫似的惊慌而逃。日本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即乘车的人比一般人高人一等？”
这是两位秘鲁留日学生给高桥教授写的一封信，说的是日本的一种现象，但那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就在我写这一章的前几天，陈定华邀请与他同机来温州的洪波和越剧名演员方亚芬吃饭。那个饭店离我们国贸大酒店很近，步行约五分种，我提议我们步行过去。可当我们想走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时，等了几乎有十分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就是没有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的。他们两人摇摇头：“看来温州开汽车比行人神气得多。”虽然此前不久温州交警实行了对斑马线上汽车不让行人的整治，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的干部如何？我在《温州的干部》一章中已经说过，尽管有王天义、杨秀珠一类的人物，温州干部的廉洁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比外地干部潇洒。但一些干部的素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企业迁到了上海，回来后告诉我说：“我在温州觉得自己像孙子，我在上海感到自己像爷爷。”他的意思是指在温州办企业时，任何一个有关的部门都可以来查一查、卡一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关部门的人。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会真正做到为你的企业服务。这就是文化素质问题。温州还是“人治”，你所熟悉的，你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你不熟悉的，对不起，你将会看脸色。我们开酒店的，光许可证便领了十几个，我们面对的有关部门非常多，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又得罪了某个部门了。有人分析，在温州这么个环境中，这么点工资对温州的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吸引力，所以他们不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