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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描述，那是我知道“棒棒军”之始。重庆妹的漂亮和能干也是世所称道，在我们温州，在我们国贸大酒店，重庆妹的比例也很高。她们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满世界捞生活，她们也很漂亮，给各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渝都大酒店的那幅木雕却似乎过分夸张了，那主人公重庆妹形像高大漂亮，气宇轩昂中带着妩媚，造型非常成功。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矮小的男人，还佝偻着背，形像猥琐，与重庆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极大。作者的用心可以理解，想突出重庆妹这个主题，客观效果却是贬低了男人。我问总台服务小姐：“重庆的男人见了这幅木雕有什么感受？”她回眸凝望了那幅木雕，笑着说：“我们天天看见这幅木雕，从未想到这一点，您这一提醒，才觉得这个男人太那个了。不过您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重庆男人从来没有提什么想法。”看来重庆的男人真是虚怀若谷，愿意为了树立重庆妹的形像而贬低自己，作一个陪衬人。如果在温州，这幅木雕会引起男人的抗议。我们男人怎么啦？就这么猥琐，这么窝囊？这可不行。也就是说，温州男人有大男子主义，而且大男子主义还挺严重的。
那么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关系不好啰？有人也许会问，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很般配，男女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温州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不是表现在摆架子、打女人，在温州极少有男人打老婆的。他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在认为男人天生要养家糊口的，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女人做不做事无所谓，男人非有事业不可。如果他的女人去做了，并且做得很成功，他绝不会去掺和，他做他自己的，那绝不是他的风光。温州的女人正相反，如果丈夫的事业做得大，她会觉得很开心，她愿意去辅佐丈夫。或者她就干脆不做了，在家享享福。让男人去忙乎他的事业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她自己做事业，并且做得很成功，她也不愿意摆女强人的谱，像那幅《重庆妹》木雕里的形像，昂首挺胸的，要站在男人的前头。她仍旧讲究她的衣着，她的女人味，如果男人愿意插手，她一定会让他做董事长。如果男人不愿意加盟，她也会把他侍候得很好，她们会说：“谁让我们是女人呢？”温州的女人对上海的女人有看法，说上海的女人喜欢对丈夫颐指气使，为什么要将老公弄得灰头土脸？老公灰头土脸对你有什么好处？温州的男人可能会忘记老婆的生日，女人却总能记起丈夫的生日来。她不一定在酒店里摆宴席，也不一定会送花，但她一定会在男人回家时端上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两个油煎荷包蛋，这是温州人最传统的生日食品。送蛋糕和吹蜡烛是舶来品，在年青人中流行的。所以温州的男人自我感觉很好，有女人宠着他，温州的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男人。在两性的问题上，温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心态平和，不大会演绎出影视剧中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爆出生死情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男女双方都省了不少心，少了很多麻烦和尴尬事，温州的男人女人都讲现实。
温州的男女关系（2）
还有，温州女人最优秀的一面是宽宏大量，有时男人疯一下，火一把，在歌厅捧捧小姐，在舞榭搂搂女人，只要不影响家庭的根基，也会眼开眼闭，在外做事的男人嘛，闹着玩一两次又怎么着？所以温州的经济虽发达，离婚率却比较低，温州的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七年之痒”、“八年之痛”之说在温州几乎没人能懂。
我记得，朱爱武最初办的公司董事长是她的先生阿烽。我不知道现在的高邦公司是怎样一个结构，但我会知道，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因为她是个能干的温州女人。
瞿建琴和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她先生在温州市某局当副局长，收入当然远远不及她。她平时言谈之中常常会说起我家家彬如何如何，家彬是她先生的大名。
前世界冠军戴丽丽总算是女强人了吧？在她结婚前我曾经跟她开玩笑，将来你说了算还是你先生说了算？她随口而出：当然他说了算，我大包大揽干什么？多麻烦！她先生是温州电视台名主持。
我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也都是急性子的人。如做房地产的刘总刘定海，马总马绍华，和酒店的陈总陈建国，个个的性格都很倔。他们的夫人又都谦让他们。特别是身为市府副秘书长的马夫人，也没有端起架子和马先生对着干。有时马先生在电话里向夫人高声，我会笑着说：“你对夫人说话就这个态度？人家还是纪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呢。”因为他的夫人当了好多年的纪委副书记，在温州也是有名望的女人。
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正与他们相反。我太太心直口快，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大会留情面，我却是比较木讷。但似乎也没有“妻管严”的美誉，一旦我下决心要做的事，她就会三缄其口了。她会说：“我不过讲讲而已，总是你说了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本是王熙凤就家庭关系说的一句话，后被毛泽东主席引喻为东西方的关系，原意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在温州的一般家庭中，男人大都是“东风”。例外当然也有，如杨秀珠家就是相反，她先生忍受不了杨的专横，结果便是离婚。
这就是温州的男女关系。
吃、穿、玩在温州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1）
现时“时尚”这两个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以我的年纪，已经不去看媒体的时尚版了，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我也会赶这个潮流？这“时尚”两个字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我觉得以前是很少或没有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的。查了我手头的1979年版的《辞海》，在“时”字条目下果然没有找到“时尚”，“时髦”是有的，解释是“新异趋时为时髦”，那么“时尚”就可解释为“崇尚时髦”了。如果这个解释不错，我以为温州是时尚的，温州人更加时尚。而时尚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衣着上，“穿在温州”说的就是温州人的时尚。
不过我知道，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从来没有引领过时尚。子曰：质胜文则野。由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温州先民的时尚就显得“野”。“断发文身”便是野性的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