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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房地产十多年了，十几年前温州房地产公司不多，几十家而已。开房地产业会议，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即可。会前大家握手打招呼，似乎都认识，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温馨。后来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似的，一下子发展到数百家，开会大呼隆，我便不去参加了。偶尔一次，被业界的朋友拉着去参加，发现与会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再仔细打听，发现第一批在温州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据说都是被温州高昂的地价吓住了，有的跑到外地去开发，有的在掘走第一桶金之后干脆改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2）
确实，温州如今的地价贵得令人咋舌，我曾经参与开发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地块，总共只有5。9亩地，市土地局核定的地价是604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亩地价超过一千万元，可谓天价。也不知道这个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土地价这么贵，房价不可能降下来。高昂的地价，把第一批老板吓怕了，要知道他们当时拿到的土地价仅仅一二百万元一亩呀！记得我做的第一块地地价每亩超过三百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贵的地价之一了。当时土地尚未进入拍卖程序，土地是通过谈判取得的，也就是说，温州的地价贵，首先是政府炒上去的。
胆小的人吓住了，胆大的人却不怕。有意思的是好几位胆大的房地产老板将自己的公司也取“大”字号的名，如“大发”、“大诚”、“大自然”等等。他们买了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正赶上了温州的房价暴涨，很快地变成了温州房地产界的“大佬”。他们这叫“胆大包地”。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亩，市中心也不过一、二百万元一亩，在我们这些相对胆小的老板的承受力之内。
要说明的是并非去了外地做房地产的都是小老板或胆小的老板，有许多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战略转移，做得依旧非常大。如“新湖”集团，以杭州为基地，全国好几个省有他们的开发项目。原市检察院副院长邹丽华，市委秘书长叶正猛，下海后都是加盟“新湖”集团的。又如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光在杭州的一个项目就达二十万平方米。“新湖”集团的老板黄伟先生我不熟悉，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王忠浩先生与我可以称朋友。我提到的那个市中心的小地块，就是与他们公司合作的，我们投了40％，“城开”公司投了60％。没有他们的精确计算和苦心经营，这么贵的地价是很难成功的，这就体现了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温州的报纸在评选温州十大城市运营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荣登榜首，也是对王忠浩先生的能力与魄力的一个恰当的评价。
还有一部分老板去外地开发并非胆小，而是因为初入行，先到地价相应较低的地方小试牛刀。如曾经与我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陈定华先生、杨望鸣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产业成功，便又“杀回老家闹革命”。陈定华如今是全面开花，一口气在温州本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连办了五六家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为它是高风险产业，大投入，大产出。有时一个项目下来，老板发家致富，立定脚跟，继续前进，进入良性循环。有时一个项目套住，老板从此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所以房地业界老板变化较大，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很难统计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据各地温州商会的简单汇总、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共有两千多家房地产公司，动用的资金近千亿！
包天包地，温州老板的胆子大矣哉！
“鞋佬”及其他（1）
“鞋佬”是温州人对做鞋师傅或补鞋师傅的昵称，后来又引伸到皮鞋工场或鞋厂的老板，都被称为“鞋佬”。在温州的老板群体中，“鞋佬”无疑是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的群体。因为鞋革制品是温州的传统产品，发展早，从业人员多。清末民初流传一句话：台州有杀不完的头，温州有杀不完的牛。台州“绿壳”（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杀头的。温州制革行业发达，天天在杀牛。明嘉靖年间，“胖袄裤鞋”被列为温州的贡品。清光绪《浙志便览》称温州的“锡器牛皮，为浙之冠”。鞋革制品的丰富，带动了鞋革贸易的繁荣，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温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制品的专业街，鞋店林立，装潢讲究。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间鞋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摆放着一双双漂亮的皮鞋，特别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现今的皮鞋店还未有这么讲究，摆放的方式也缺少这种创意。我那时还小，对皮鞋不感兴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为想看那摆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后，人们大都穿解放鞋，特别是文革之中，军装、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复存在，温州商业街少了一道美丽的景观。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时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顶，衬衫硬领，裤脚笔挺”的词语。温州的鞋革业又开始发展和发达。国营鞋厂和集体鞋厂是主力，有手艺的“鞋佬”打游击，开始在家办工场。后来，鞋厂职工白天到厂上班，晚上为个体鞋厂做私工；再后来，国营、集体鞋厂纷纷关门，私企，民企鞋厂取而代之。上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市区有鞋厂十多家，八十年代发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发展到两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与之配套的企业，温州满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市容市貌还未严格管理，马路上的摊位不少，人们说：“鞋摊摆路头，鞋佬满街走。”发展到如今，温州成了“中国鞋都”，鞋革企业四千余家，从业人员三十多万人。据说温州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我向鞋革协会的人打听：这些个数字包括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地办的鞋厂和承包经营的鞋革企业？他们直摇头：“那就无法统计了。”
温州鞋厂的老板，由于鞋革起步早，已经换过一茬了。第一茬的老板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从家庭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拓展，一步步扩大的。他们肯干，吃苦耐劳，但生产与运输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因而当时的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