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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1）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 （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