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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交易所，很想了解更多一些情况。晚饭前，我开始打电话。我联系到董事会成员赛·卡斯卡特，提醒他我们已经看好了这项购并。就目前的股票价格来看，它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让丹尼斯·戴默曼带一队人马第二天早上来纽约办理可能的收购事宜。
恰巧我们正在选我的继任者，于是我打电话给三个最后的候选人，使他们从思想上能跟上我们未来的规划。他们全都想争取这件事—尤其是吉姆·麦克纳尼，公司飞机引擎业务的CEO。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麦克纳尼和他的首席运营官戴夫·卡尔洪（Dave Carlhoun）一直在和外部银行的一帮人考察与霍尼韦尔合并的可能。是他们建议我们这么做的。我还知道GE工业系统的CEO劳埃德·特鲁特也看上了霍尼韦尔的工业业务，甚至在霍尼韦尔与联合信号合并之前就看上了。
第二天早上，星期五，几支由GE人员组成的队伍在费尔菲尔德挤上了两架直升机来到纽约，他们带上了反映公司以往状况的数据。我打电话给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的董事长比尔·哈里森（Bill Harrison），问他的副董事长兼投资银行负责人乔夫·布瓦西（Geoff Boisi）可否做我们的顾问。结果他同意了，并很快来到GE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工作组一起进行数字上的计算。
通过电视会议，吉姆·麦克纳尼和戴夫·卡尔洪参加了讨论。他们相信霍尼韦尔高技术的航空电控系统正好适合我们的飞机引擎业务—产品根本不存在重叠。霍尼韦尔的小型机引擎业务能使我们进入原来无法与劳斯莱斯或帕瓦特竞争的市场。劳埃德·特鲁特对工业业务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和GE的产品没有任何重叠。
电视会议快结束之时，我们得出结论，和联合技术（UT）相比，我们只需稍加投入，就能让霍尼韦尔觉得我们更具吸引力。而联合技术与霍尼韦尔有更多的重叠产品，而且更具有潜在的反托拉斯问题。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因为听说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都在开会，准备最后批准并购。
在还价问题上我们有个优势—UT的购并条款已经泄漏。我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是什么。UT打算通过购买股票收购霍尼韦尔，在这笔交易中，霍尼韦尔的股票索价每股50美元出头，总共400亿美元。
我想联合技术公司给了个好价钱，但我知道我们能给得更多。
我和丹尼斯探讨了这项交易可能对我的退休产生的影响。我本打算2001年4月30日离任，也就是我65岁生日后的第五个月。如果我们做成了这笔生意，我就还得留在公司直到整个项目完成。我不可能将这样一项购并生意扔到新手头上。
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坐守不前，让这笔大生意在GE的历史中就这么擦肩而过。假如我们得到了霍尼韦尔，我还会待一段时间，可这并不会拖延决定谁是我的继任者。只是那个人被称为“继任董事长”的时间比原定计划要长几个月而已。
丹尼斯以及我曾电话联系过的董事会成员的意见都一样，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出价。
大约在上午10点半，我打电话到位于新泽西莫里斯敦（Morristown）的霍尼韦尔总部，找到该公司的CEO迈克·邦西尼奥尔。他告诉我，他和他的董事会正讨论UT的出价事宜，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迈克的行政助理不想中断董事会议。
所幸，我的行政助理罗莎娜·巴多斯基（Rosanne Badowski）认识迈克的这位助理。她曾经是拉里·博西迪的候补行政助理。罗莎娜打电话给她，让她相信这件事非常紧急。她向迈克转达了我的意思，如果不终止会议，我将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我们向霍尼韦尔出价。迈克·邦西尼奥尔接过电话，说董事会将在五分钟后完成与UT的交易。
“别，”我说，“我想给你出个更好的价钱。”
我告诉迈克我会马上乘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时内到莫里斯敦面见他和他的董事会。他却说没有必要，他还补充道，如果我们是认真的，他需要的是书面的东西。
“没问题，我立刻给你发传真。”
我在一张纸上起草好了我们出价的基本纲要，10分钟后的11点20分他就收到了。我提议用GE的一股换霍尼韦尔的一股。
“迈克，我真的很想尽快到莫里斯敦，澄清你脑子里的所有问题。”我写道。
经过我的传真和后来的几次电话讨论，霍尼韦尔的董事会休会，把UT给搁下来了。而UT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这项交易，正等着霍尼韦尔的答复。让迈克推迟决定为我们叩开了谈判的大门。
股市收盘时，联合技术公司发布声明说，购并会谈已经结束。同时有消息透露我们正在参与这项交易。
星期五晚上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这么做了。我和妻子简到市中心去见NBC董事长安迪·莱克及其夫人贝茜（Bestsy）。我们在公园南大道边上的21街一家名叫“平原”（Campagna）的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白天我无法和简联系，所以在吃晚饭时，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她觉得难以接受，但表示谅解。她正盼望着我4月份退休呢。我们已经开始设计在费尔菲尔德新买的一座的小点的房子，一星期前我还为康涅狄格州谢尔顿（Shelton）的一间办公室签下了租约。我们还计划6月去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度10天的假。如果我们做成了这笔生意，显然就意味着我和妻子的假期计划可能改变。
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我们正在和霍尼韦尔进行谈判。
星期六下午，我同丹尼斯·戴默曼、本·海涅曼和凯斯·谢林（Keith Sherin）—继戴默曼之后的新任CFO—在纽约见到了迈克·邦西尼奥尔、霍尼韦尔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彼得·克林德勒（Peter Kreindler）以及他们的CFO理查德·沃尔曼（Richard Wallman）。我们聚集在时代广场（Times Square）的霍尼韦尔法律公司—斯卡顿（Skadden）、阿普斯（Arps）、斯雷特（Slate）、米格尔及弗洛姆（Meagher & Flom）。经过两个小时的价格谈判，出现了僵局。我们的出价—全部以GE的股票计算—略低于450亿美元，比联合技术公司答应付出的多出近50亿美元。
我提出用GE的一股换霍尼韦尔的一股。可迈克希望得到1。1股，并且立场坚定。我们退让了一步，我同意给1。055股。
我们握手言和，达成了协议。
迈克和他的董事会审查了协议后，让我向他们保证我在购并进行期间留任。我同意了。
我赶紧回到公司，以便我们的律师能够开始完成附属细则。刚好是下午6点20分，我为了庆祝这笔交易成功，坐上了去扬基体育馆的D火车，那里晚上将举行世界联赛的开场赛，由扬基队对梅兹队。
我及时赶上了比赛。
星期天，律师们和投资银行的人为完成协议忙碌着。在局外人看来，他们可能认为这样一笔交易易如反掌。实际上，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一直关注着霍尼韦尔。在联合信号还是个独立公司时，吉姆的飞机团队就在研究它的各种数据。霍尼韦尔尚未合并时，劳埃德的工业团队就看上它了。正当联合信号和霍尼韦尔合并而且股价下跌之时，机会出现了。
联合技术的报价使得我们的出价显得很自然。
这次很像和RCA的那笔交易，只不过这回的战略中心是飞机。得到霍尼韦尔，我们的飞机业务就能扩大一倍，所涉及的引擎产品范围更广，甚至覆盖到我们不曾有过的产品—高技术航空电控系统，那是飞机的指挥中心。
并购还将使我们的工业业务扩大一倍。在化工产品方面将增加一些新的生产线，塑料制品中将增加尼龙产品。像与RCA的那次交易一样，它还提供了一些合适的业务，比如涡轮增压器，可作为今后发展的筹码。
但这两笔交易有明显的不同。RCA那次，我们是付出GE19％的市值以获得14％的收入。而从霍尼韦尔那里，我们付出8％的市值就能获得16％的收入。我感觉用经营GE的一套方法能对霍尼韦尔的资产作更多的安置：提高服务的竞争力，增加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