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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河（North Canal）里去，那是一条穿过城镇的混浊的小河。和她谈判了一番之后，她同意我这样做。于是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街的桥上，看着我将球扔到了河里。
还有一次，当时我在读高中毕业班，我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啬的一个会员当球童。那时候，我在那儿已经当了差不多8年的球童—就我的个人利益来说，时间也许太长了一点。我们打到了第6洞，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须飞出100码，就可以越过池塘。而今天，这家伙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
我拒绝了。而当他坚持的时候，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同时我还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里，告诉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所做过的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糟糕。尽管母亲非常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代价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很理解我的感受，她可以就这件事好好教训或惩罚我，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一个更令人失望的事情是：我丧失了一个获取可免除四年大学学费的海军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奖学金的机会。在塞勒姆高中，我们一共有三个人通过了海军的考试：我和两位最好的朋友—乔治·赖安（George Ryan）和迈克·蒂夫南（Mike Tivnan）。我父亲为我搞到了州议员的推荐信，同时我也通过了一连串的面试。我的朋友也都通过了考试。乔治免费去了塔夫茨大学，迈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希望能够去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哥伦比亚大学，但是海军却拒绝了我。
我始终都不知道个中的原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拒绝最终成为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在塞勒姆高中，我是一个为了学业而勤奋学习的好学生，不过并没有人说我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申请了马萨诸塞大学的阿默斯特分校。这是一所州立大学，学费每学期50美元。加上食宿费用，总共不超过1；000美元，我就可以得到学位。
除了我的一个表兄以外，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没有家庭的楷模或者榜样去仿效，只有叔叔比尔·安德鲁在塞勒姆的发电站当“工程师”。我非常喜欢“工程师”的头衔，而且发现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于是申请了化学工程专业。
我对大学的一些程序和要求知之甚少，我几乎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我没有考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以为在ROTC海军考试中的成绩已经足够了。我一直到6月，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几天，才得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肯定是被排在了尚待考虑的名单中—这一点不得而知。事实证明，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而不是我心目中想去的达特茅斯或者哥伦比亚，到头来对我的好处可能更多。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大学，我所面对的竞争使我更容易脱颖而出。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却并不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于母亲驾车三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她想给我打打气。
“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你和他们一样优秀，而且还要出色。”
她说得对。回想在塞勒姆的时候，我打球，什么活动都参加一点，从当我们高年级学生班的司库，到当冰球队和高尔夫球队的队长，不过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子，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可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和其他一些同学比起来，我似乎还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学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强。我还觉得物理非常复杂。
我的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便不再忧虑了。
我挣扎着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年，不过在考试中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得到3。7的平均分（4分相当于优），在以后的四年里，我年年都出现在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申请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搬到了他们在校园池塘旁的集体宿舍。我们这个集体的啤酒消耗量总是名列前茅，而且深夜纸牌游戏和派对玩得比谁都凶。
这是一群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尽管我们遭到过一两次留校察看，但我还是能够一边玩得非常疯狂一边仍然做完作业。我喜欢这儿的氛围。
我在马萨诸塞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化学工程系的主任厄尼·林德塞（Ernie Lindsey），一直将我作为宠儿来培养。厄尼比较喜欢我并在整个学业中指导我，就好像我是他的儿子一样。和我的母亲一样，他的支持给了我很多的信心。我曾经获得几份化学工程的暑期工作，一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附近的太阳石油公司（Sun Oil），一个是在俄亥俄的哥伦比亚南方公司（Columbia Southern），现在的PPG工业公司。1957年，我是大学里两名获得化学工程学位的最优秀学生之一。如果我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可能只会成为一名中等生。我自豪的父母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作为毕业礼物。
在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对我表示了接收的意愿。我有很多很好的可以选择的工作。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告诫我应该去研究院继续深造。我拒绝了公司的邀请，并决定到尚佩恩（Champaign）的伊利诺伊大学继续学习，因为我获得了那儿的奖学金，而且这所学校一直都稳居化学工程研究能力排名的前五位。我想对我的专业来说，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来到新学校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生，并约她出去玩。我们这次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太尽兴了，最后来到树林中的校园停车场旁边。我那辆大众车的车窗上蒙上了一层水雾，这时一道强光突然射了进来。那是学校的保安警察。接着，尴尬的我们就被抓了起来。我吓呆了，担心随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后果。
195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社会风气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而我正好又在更保守的中西部。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校园派出所，并把我们关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才让我们回家。
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我想我可能会失去一切：我的奖学金、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我的事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想到了母亲，如果她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的命运将在星期一见过教务长后见分晓，他将最后决定如何执行纪律。
星期日的上午，我积聚了全部的勇气给哈里·德雷克莫（Harry Drickamer）博士打电话，他是化学工程系主任。而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那粗暴的名声。虽然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他是我惟一的希望。
“德雷克莫博士，”我说道，“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校园警察因为我瞎胡闹抓住了我。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我需要帮助。”
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当时我的裤子差不多都快湿了。
“该死的，”他回答道，“在我所有的研究生里，你是第一个做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好了，不过你从现在开始最好系好自己的裤子！”
德雷克莫所做的一切将我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仍旧需要面对与教务长的艰难交涉，但是我没有被驱逐出校。然而，这次恐怖事件之后，我和哈里走得更近了。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同样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我们为橄榄球比赛打赌。我们在新闻上发生争议。在楼道里，哈里总会无情地嘲笑我，不是因为红袜队的事揶揄我，就拿我日渐稀少的头发开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在我整个研究生学习中指导了我。我需要这种帮助。在伊利诺伊，我不如布鲁克林理工、哥伦比亚或明尼苏达的同学准备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学年里，我同样也是挣扎着通过的。我必须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