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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以祝贺我得了A来结束话题，然后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检查我是否在做家庭作业，就好像我现在总是要检查每天的工作一样。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楼上卧室写作业的时候，老是听到母亲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作业做完了没有？如果没做完，最好就别下来！”
但只有在厨房的桌子上和母亲一起玩金拉米牌（gin rummy games，一种双人牌戏）时，我才认识到竞争的乐趣。小时候，我还在读一年级时，中午一放学，我就像赛跑一样从学校飞奔回家，希望能有机会和母亲玩金拉米。每当她赢了我—当然通常都是这样—她会将她的牌一下子扣在桌子上，喊道：“金！”这会使我一下子疯狂起来。所以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期盼能够有机会赢她。
我想这就是我在棒球场、冰球场、高尔夫球场和商场上颇有竞争心理的肇端吧。
也许母亲给我的最伟大的一件礼物就是自信心。这也是我试图在和我共事过的每一位执行官身上寻找并建立的东西。自信心给了你勇气，并能充分释放你的能量。它可以让你承受更大的风险并获得比你想像的更为辉煌的成功。帮助别人建立自信心是领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来自于为这样的人提供机会和挑战，让他们做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做的事情—在他们每获得一次成功之后，尽可能通过一切方式奖励他们。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但是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人的自尊心。我从小就得了口吃症，而且似乎根除不掉。有时候我的口吃会引来不少笑话，如果不是让我难堪的话。在大学里的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准吃肉的，所以我经常点一份烤面包夹金枪鱼。不可避免地，女服务员准会给我端来双份而不是一份三明治，因为她听我说的是“两份金枪鱼三明治（tu…tuna sandwiches）”。
我的母亲呢，总是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会对我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我充分相信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大脑比我的嘴转得快。
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多少关爱和信心。几十年后，当我翻看以前我在运动队照的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几乎总是整个球队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读小学的时候，我曾当过篮球队的后卫，那时我的个头几乎只有其他几位队员的四分之三。
然而，我居然对此从来没有一丝察觉。现在，每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时，我总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只小虾米。可笑的是，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子小。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一个母亲可以为你带来多大的影响。她给了我那么多的信心。她对我说，我想做什么都会成功。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耳边：“你尽管去做好了！”
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亲密而且独一无二，温暖而又牢固。她是我的知己，我最好的朋友。我想这可能要部分地归因于我是她惟一的孩子，而且是在她年纪比较大（对于那个年代来说）的时候生下来的，当时母亲36岁，父亲41岁。在此之前，我的父母尝试过多次，都未能拥有一个小孩。所以当我终于在1935年11月19日降生到马萨诸塞州的皮勃第（Peabody），母亲便将她所有的爱都倾注到我身上，就仿佛我是那被发现的瑰宝一样。
我并非出身豪门望族，但却拥有更好的东西—无尽的爱。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爱尔兰移民，他们和我的父母都没有高中毕业。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才买下了我们的第一座房子。那是拉维特街（Lovett Street）15号一座很便宜的两层砖石房，那个地方是爱尔兰工人阶级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聚居地。
我家房子的对面是一座小型工厂。我的父亲总是提醒我说，这可真是一个优点。“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邻居是一间工厂。在周末的时候邻居总是不在，他们不会影响你。他们会很安静。”我相信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自己增加信心。
作为波士顿…缅因通勤线上波士顿至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段的一名检票员，父亲工作非常努力。每当“大杰克”早上5点钟穿着他那身熨得平整的蓝黑色制服和我母亲浆得硬挺的白色衬衣离开的时候，他的神情就好像是站在上帝面前一样。几乎每天都是如此，父亲周而复始地在10个固定的车站进行检票工作：从纽伯里波特、伊普斯维奇（Ipswich）、哈密尔顿／温汉姆（Hamilton/Wenham）、北贝弗利（North Beverly）、贝弗利（Beverly）、塞勒姆、斯万普斯科特（Swampscott）、林恩、通用电气公司（the General Electric Works）到波士顿，然后再原路返回，总共加起来有40多英里。后来，我听说他在波士顿郊外林恩的GE飞机引擎综合建筑群那里还有固定的一站，不禁心下大乐。
每一个工作日，父亲都盼着回到波士顿…缅因线的列车上，就好像那列列车就是他的一样。父亲喜欢和人们打招呼，邂逅有趣的人。每当他走过列车客座车厢的中间过道，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大使，一边心情愉快地检票，一边欢迎着椅子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当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一般。
在每一个运营高峰，他都以微笑和热情面对乘客，高声地向大家说着爱尔兰人特有的恭维话。而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总是表现得非常安静、内向，这正好和他在火车上快乐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总是激怒母亲，她会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带一点在列车上瞎扯的废话到家里来呢？”事实上父亲很少这样做。
父亲是一个辛勤的工人，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从未耽误过一天的工作。如果听到了坏天气的预告，他总是让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开车把他送到车站。他就睡在列车的一节车厢里，这样明天就可以随时准备上班了。
父亲很少在7点以前回家，通常是母亲开家里的车到车站接他回来。父亲回来的时候，腋下总是夹着一捆火车上乘客们丢下的报纸。所以从6岁开始，我每天就可以了解到时事和体育新闻了，多亏了这些被遗弃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先驱报》（Herald），《记录报》（Record）。每天晚上读这些报纸成为了我毕生的一种嗜好。直至今日我仍然读新闻成瘾。
父亲不仅让我开始知道了在塞勒姆外发生的事，还以切身经历教会了我艰苦工作的价值。此外，他还做了另一件影响我一辈子的事情—他将高尔夫球介绍给了我。父亲告诉我说，他列车上的那些大人物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他们的高尔夫球赛。他觉得我有必要学学高尔夫，而不是现在我总在打的棒球、橄榄球和冰球。当球童是邻居中大一些的孩子做的事情。于是在父亲的怂恿下，我很早就开始了，9岁时，我在附近的肯伍德（Kernwood）乡村俱乐部当了一名球童。
我对父母的依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很多次母亲出去接父亲的时候，列车老是晚点。那时我有十二三岁，而列车晚点会使我疯狂。我会跑出屋子，到拉维特街上看他们是否已经出现在回家必经的拐角处。我的心怦怦乱跳，担心他们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不能失去他们。他们是我的一切。
然而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母亲将我培养得健壮、坚强和独立。她总是担心她会死得很早，成为夺去她家里所有人生命的那种心脏病的受害者。在我15岁以前，母亲总是鼓励我要学会独立。母亲曾经让我一个人独自去波士顿去看球赛，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我当年觉得自己这样真是很酷，但每次母亲出去接父亲回来特别晚的时候就又不是了。
塞勒姆是一个让男孩子们茁壮成长的好地方。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工作道德和崇高价值观的城市。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给自己家门上锁。星期六的时候，父母们甚至都不担心他们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去城里的派拉蒙，在那里，25美分可以让你看上两场电影，吃一盒爆米花，而剩下的钱还足够你在回家的路上再去买一个冰淇淋。星期日，教堂总是爆满。
塞勒姆是一个斗志旺盛、竞争激烈的地方。我喜欢竞争，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