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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波看看那张桃花纸打印的通知，不由笑起来说：
“这才是一个好机会到了！过去我们不是总发愁这两部分人马没有日本顾问的命令不能随意调动么？现在就可以见机行事啦！”
张庆余一拍脑袋：“哎呀，我怎么没想到？李副官你说的极是。”
张砚田也笑起来说：“干脆，李副官，明天你穿上保安队服装也跟我们混进去开会，细木不太了解具体情况，认不出你来，到时你好看看那态势，临时出个主意。”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到他们躺下来睡觉时，远处农村已传来此起彼伏的鸡叫声。
会议在特务机关的大办公室准八时召开。到会的只有五个人：张庆余、张砚田两位总队长，保安处长刘宗纪、李大波共四个中国人，日本特务机关只有细木繁一人出席，从大门到院里、屋外，都有日本宪兵站岗，气氛紧张肃杀，屋里连勤务兵都不让进出。由细木用流利的中国话宣布军事会议开始，会议的目的是商讨预防二十九军进攻通县而布置防守事宜。他宣布完这次紧急会议的主旨之后，便在那张极大的长桌上展开一张很大的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望着四个中国人说：
“请你们两位张队长，就根据这张地图，做出防守计划吧！”
张庆余立刻起立发言：
“报告细木中佐特务机关长！我俩都是行伍出身，没有学问，不懂得军用地图。但我俩确具信心，保证能守住通县，并可配合皇军打垮二十九军。不过……”
细木急切地问：“‘不过’什么？请大队长明言！”
张庆余接着说：“不过目前兵分力薄，战守均无把握。我的意见，莫如先抽调散驻各地的保安队集中通县待命，然后再议攻守，如何？”
细木点点头，深以为然，当即照准，并下令冀东２２县日本顾问照办，随后又下令散住在各处的日侨也集中通县，以便保护。
散会后，李大波坐着吉普车跟着张庆余和张砚田又回到宝通寺，他们都非常高兴，踌躇了很久的部队移防问题，想不到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明令指示下冠冕堂皇地都集中在举事的通县了。于是张砚田匆忙坐车赶回留守营，分别下令调动所辖散驻各处的部队集中通县待命。那一晚，张庆余对李大波说：
“李副官，宋军长已经回到北平任所，关于何时举事，你是否请他面授机宜？前几天我已得到河北省主席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指示，他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砚田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当时就把我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但至今尚无准信，咱这里又前进了一步，真正做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去亲见宋军长，想必能得出个真章儿来，你看如何？”
李大波想了一下，觉得这样做也正是时机：一来试探一下宋哲元对和战的看法；二来也可躲避一下曹刚追踪他的锋芒。
“好吧，我现在就走。”李大波决定了。
“现在晚上那趟车已开走了，”张庆余看看手表，“要等明天一早赶早班那趟车了。”
“我现在回家告诉我妻子一下。”
“对。依我之见，还不如把弟妹送回北平去，咱这里一举事，会打得很厉害。我的家眷就不敢带到这里来。如果不嫌弃，也可把你的宝眷送到我天津租界的家里避避。”
“谢谢，以后再说吧。”
张庆余队长派他的司机用吉普车送李大波进城。为了不让司机知道他的去向，他在鼓楼南大街靳家胡同口下了车。街上很静。等汽车开远，他就穿过鼓楼来到北大街。这里行人也很稀少，只有挂着“冀东联合准备银行”招牌的三间有铁门铁栏杆的门脸，还亮着两盏磨沙泡子门灯。他依然穿着保安队服，手里提一个小包袱，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才来到已经上了门板的高升铁活铺。
杨承烈和王淑敏正在小后院印传单。李大波向他俩汇报了宝通寺的发动工作和白天刚在特务机会开的紧急军事会议情况。他们听了自然很高兴。杨承烈点着只烟，吐着烟圈儿说：
“你去一趟北平见见宋哲元也好，他头脑里的和平幻想太多了，你要给他开开脑筋才好。”
那一晚他与杨承烈同住在小院地上铺的芦席上睡了一夜，他俩悄声地聊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换了一身便装，赶往火车站，坐上那辆通州北平短途火车走了。
李大波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时间还太早，火车站的那座大钟，刚敲过七点。他想还是先乘车到西苑旅部找何基沣旅长了解一下情况再去见宋哲元才好。
在西苑旅部，李大波见到了何旅长，他已然两天两夜没有阖眼，他俩还是那次准备作战方案时见过面，一晃将近半月，所以一见面觉得新奇而高兴，好像隔了很久很久没见似的。见了面有一肚子话要说，真不知从哪句说起才好。自然李大波说了一下通州的情况，然后说自己想去见宋哲元，但时间太早，怕他还没起床，还是先到这里来聊聊。
何旅长倒一杯温茶给李大波说：“你先喝点茶泄泄心火，你还没吃早饭吧？等一下咱们一块到伙房去吃。”
李大波坐在何旅长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呷着温茶，听何旅长叙述他在北平时发生的情况。
“自你走后，卢沟桥的战况发生很大变化，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还有总参议都给他宋哲元拍过电报。但他总是做这样的回答：虽然对所发生的事不无惊讶与不安，但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特别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后来事态越来越严重，又派邓哲熙①亲往乐陵，促他迅速返平，主持一切。那时他还对邓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谈判条件你知道了，真是气死人，怎能让我们受侵略的中方向日方赔礼道歉？而且还要求撤换我方有关军政指挥官！此可忍孰不可忍？！我当时勃然大怒，指斥樱井顾问：‘明明是你们阴谋侵略，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完，我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吓得樱井不敢开口。结果，日方代表没等散会就从后门溜走了。我说：‘对付他们，就是狠狠地揍，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就在这时，南京方面来了指示，让宋先去保定，不必回平。他考虑这道命令，可能包括着蒋要趁此时机端他老窝的意思，他才跟着邓于７月１１日一块从老家返回，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求知。
①邓哲熙，当时任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
“当时我们全都看出来，日本与我方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因为他的后续部队尚未调来，是作为缓兵之计，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情势好像非常缓和，宋胖子就被这迷惑住了。到天津第二天——７月１２日就发表了这样的谈话：‘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后来副参谋长张克侠接到何应钦的电话，说中央已派孙连仲、万福麟率部北开。这时，张克侠就建议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他表面上同意，还让张去做作战计划。张很快就拟好了作战计划，一直就没执行，更没下达。
“后来的情况你大概知道了，他去参加田代皖一郎的追悼会，拜会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这次是‘摸底”，其实，他的底没摸对，倒让人家把他的底摸去了。香月这人是日本主战的强硬派，但表面温顺，狡猾。他上当了。以下的事情，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完了，完了！”何旅长气愤地摇摇脑袋，把几张最近的报纸递给李大波。
李大波翻开二十日的报纸，就刊登着“宋哲元由鲁返平，见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即命令立予拆除，又命将关闭数日之城门打开云云。”
紧接着又是一篇宋哲元的书面谈话：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