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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１９６８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
３．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思考。例如他说：“如果你没有实践经验，光看《论持久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说：‘平原游击战坚持有季节性’，而我们都坚持住了。平原游击队的坚持，已越过了毛的论断”，他又说：“在敌人猖狂时，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的好，转入地下，休养生息，并没减。”“游击战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从儿童团到老人、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在生死前经历了考验。”而他这位真实人的形象，多么坚实地开辟了我创造男主人公的道路。最后是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他听说我要写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正在采访和搜集材料，他就通过成学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和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关心我的作品主题思想落在何处。我做了回答后，他微笑着说：“你这样思考就对了，很对头，要知道描写那场战争绝不能只写某个指挥员或几个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我过去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位有威望的领导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处有枪伤的疤痕，有的至今还带着子弹片，身体很瘦弱，说话声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却依然那么矍铄，当时他的情绪很好，并和我合影留念。可是没过多久，就从电波中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对我这个晚生后辈如此谆谆善诱、真挚指导，对他的逝世，我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