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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李大波稍稍打了一个盹，便按照约定，乘第一班南下的列车启程奔赴他从来没去过的上海了。
二
上海的英、法租界，比受过战争创伤、田园荒芜凄凉的华界，真有天渊之别，它似乎比战前显得还要繁荣。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依然傲岸地飘扬在工部局议事厅高高的楼顶旗杆上。阔佬和军阀官僚们，带着家私、眷属，挤满了租界各个角落的空房；大批流落的难民，为避战火和讨饭餬口，也都拥入租界，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睁着惊恐的眼睛，坐在街头小巷，或躺在高楼大厦底下，整个的租界，既显得奇异的繁华，又显得异常的拥挤。
在圣母院路①的一所花园洋房的别墅里，阳光从百叶窗里折射过来，窗上格子的花纹，投影到大红漆的地板上。这所幽静的院落，是上海的青皮、混混大王、蒋介石在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的把兄弟杜月笙提供的一处他个人的私宅。楼上向阳的这间屋子里，正住着一位远道而来的秘密客人，这人三十多岁，穿戴考究，短平头、小黑胡，完全是一脉日本派头的打扮。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他受蒋介石的密令，为了和德国大使陶德曼接触，特潜来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南京撤退时就隐居潜伏在这里的一位政界耆老、实则是在敌占区按一个国民政府联络点的老官吏的家里。
董道宁这是第二次衔着密令来到上海。头一次他先找到他在南京的老相识、著名的特务、“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取得联系，西劝他与其要经过德国大使中间斡旋，莫如直接亲自到东京面对日本军部和政府。于是由“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陪同，把他送到东京，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并且正赶上刚调回东京上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职务的今井武夫也在，他们就进行了一轮关于停战的密谈②。
①即今上海瑞金一路。
②此次密谈：均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月间，其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几次去香港密谈，时间在４月至７月。此处为了故事的需要，时间上略有出入。
那一次他依稀记得蒋介石把他召到小办公室，用尖厉的声音，板着铁青的面孔，对他做了这样的指示：“你要向日本方面这样传达：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就在这一次，董道宁带回来影佐祯昭的两封信——一封给何应钦，一封给张群。他带着信经大连坐着日本海军的舰艇回到了上海。
那次他也是下榻在圣母院路的这所别墅洋房里。
现在他聚精会神地在等他的上司——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高宗武①。他曾留学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留在南京各大学里担任客座教授。他向报社投了一篇论述对日外交方针政策的论文，受到南京政府某些权威人士的赏识，于是一跃被擢升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司长，不久，经过一段过渡时间，就成了正式司长。他知识分子清高的东西不多，政客的钻营本领不少。在从南京撤退汉口的船上，他和周佛海一块溯江而上，谈吐投机，彼此在对日和谈的主张上产生了共鸣。因此他在重庆的官僚中，和周佛海成了莫逆。这个人已几次被派秘密来到香港，和日本方面进行密谈。
①高宗武在日本期间，试探出日本有意扶植亲日派汪精卫，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潜离重庆，１９日飞抵河内，２９日发表“艳电”，投奔日本当了汉奸。
约摸过了半小时，大门启开了，一辆小汽车开进院来。董道宁慌忙跑下楼，把他的上司高宗武迎到楼里的客厅。蒋介石曾经再三指示，让高宗武只限于在香港搜集日本的情报并设法跟日本的要人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接触，万不可泄露一点风声，让中国共产党抓住把柄。但是他却偷着延长了他的旅程，潜来上海。
高宗武穿着美式的西服、高级呢料大氅，意大利“黄牛”牌的皮鞋上，戴着呢料的护脚盖，一派最时髦的打扮。他已经三次秘密往来于香港与汉口、重次之间，和日本的谈判进行了三轮。但不巧的是，每当日军在中国国土上前进一步，完成一个重大城市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就像赌徒桌上的筹码，必然一次比一次增加，这样，由于中央军溃退得迅速，日本占领城镇的快捷，谈判条件赶不上进军的速度，要价讨价的谈判就总不能合拢，因而高宗武和董道宁就不得不徒劳无益地往返于重庆、香港之间。
高宗武坐在沙发椅上，喝了一杯毛峰香片茶，就急匆匆地问：
“你找的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是阮老先生代为物色的，那没有错，听说此人姓章名幼德，家境富有，是黑龙江省翠峦当地首富，其父是满洲国高级参议，与当今满洲的总理大臣郑孝胥是换帖弟兄。跟日本人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过虑了，所以，你尽可以放心。”
董道宁说。
“那就好，”高宗武看了看手表，“他几点来？”
“午后两点。”
“啊，我真饿了，能马上吃点东西吗？这些天跟着西义显、伊藤芳男光吃那倒霉的日本饭了，胃口都倒了。烧几样上海小菜给我开开斋吧！”
“好，这儿应有尽有，随时都可以用餐。”
董道宁挽着高宗武走向客厅旁边的小饭厅，喝法国香槟酒和中国茅台酒去了。
李大波下了火车，马不停蹄地就直奔他要去的那个秘密联络地点。他穿过哈同路①，慢慢地来到哈同花园——“爱俪园②”的高大拱门前。这时便从巍峨的假山后面走出一个俏丽的女郎，穿着黑色猫皮大衣，揣着手笼，胸前别一朵大红丝绢的石榴花，她见李大波手里拿着一卷“新民报”，暗号对上了，便高兴地微笑着迎过来说：
“表哥，你怎么才来呀？人家等你半天了。”
“对不起，表妹，让你久等，半路车给误点了。”
他们的暗语也对上了。
①即今铜仁路。
②哈同（１８７４—１９３１）犹太人，到中国后入英国籍。生于巴格达，早年曾在印度流浪。１８７３年到香港，在沙逊洋行任职；次年至上海，除供职沙逊洋行外，兼营鸦片、皮毛及外汇投机买卖。１９０１年开设哈同洋行。曾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进行房地产投机，剥削中国人民，获取暴利，并在自建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内设立“仓圣明智大学”，进行文化侵略活动。
他们来到了园里。李大波随着那女郎装做恋爱的情侣，信步走到水榭边一片僻静的松林里，开始了低声谈话。
“你一定很辛苦了，李大波同志，”俏丽女郎操着吴音软语，细声说道，“我们先在这里坐一坐，然后我把你带去见一位领导，他会告诉你具体任务。你在上海的时候，由我负责跟你联系，我叫朱丽珍。”
听到这个名字，李大波惊呆了。他用呆定的目光，望着这个江南秀美的姑娘，她那偏分的乌黑浓发，用火剪烫成了水波纹，刚好齐到脖颈，一只伶俐的水钻卡子，在她的额头之上闪闪发光；她那白皙的脸颊上，薄施脂粉，显得十分光润，两只很大的水凌凌的眼睛，蕴藏着一个窈窕淑女所有的端丽和一个党的秘密交通员特有的冷峻和机智。
“你，……你是朱丽珍？……”李大波诧异地问道，“你可曾在南京金陵修道院呆过？”
这次该是朱丽珍惊讶了。她那美丽的明眸，突然睁大了。她这段人生的不幸经历，除了组织上了解以外，绝少为一般人知晓，想不到这个来自北方的不相识的同志，于无意间说出了她这段隐私。
“你，你怎么知道的呀？”停了半晌，她才这样问着。
“你认识一个叫方红薇、洋名叫李蓓蒂的人吗？”
朱丽珍更为惊讶了。“认识呀！那一年她不愿意跟着美国传教士回美国，便寄存在金陵修道院了，怎么，你认识她？”
“是的，她不断地叨念你，想你，说，要不是你丽珍姐想方设法救她逃出了这所修道院，她永世也不会回到她的老家了。”
这意外的消息使朱丽珍非常惊喜，她急切地问：“我也很惦念她，如今她怎样了？”
“她现在挺好。她从这里逃回遵化老家后，传教士理查德又追到老家，为了逼着方家放人，还把她父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