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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慌失措地奔跑逃生。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 2500 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
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 35 000 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
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 17 层建筑；一座 31 层的附属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 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
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 1923 年 9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1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
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是没有我穿的 13 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怪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
大手中心在皇宫的北边，一共有大概四百座闪光的小型摩天楼，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就坐落在其中一座中型建筑里。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军东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之一，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戴维菲利浦。菲利浦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对于海外的银行来说，菲利浦是连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桥梁。他也不是一直都叫菲利浦，这个美国名字是他从原来的名字鹭山哲改来的。事后证明，改名也改变了他的事业。六十年代末，他成功的促成了摩根保证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谈判，为摩根银行在东京开设了分行。七十年代，三十七岁的菲利浦用他的日本关系网和美国名字打动了摩根士丹利，聘请他开设东京分公司。
东京分公司开业之初即大获成功。1977 年，摩根士丹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晋升菲
利浦为董事总经理。菲利浦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有色人种，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也是唯一担任这项职务的少数民族。1982 年，东京分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个雇 员（其中九个是专业业务人员），获得了若干蓝筹客户，而菲利浦仍然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唯一的有色人。
菲利浦享受了高薪待遇，但是他的薪水并没有改变投资银行业对少数民族普遍的不友善态度。他经常被当作样子货。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业务总监罗伯特格林希尔似乎喜欢看到以为菲利浦是白人的客户发现真相的样子，他说：〃好几次我和戴维去见客户，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吃惊。〃而菲利浦本人显然知道如何遵守投资银行业很不日本的游戏规则，他不但是个叫美国名字的日本人，而且还穿昂贵的西装，抽登喜路香烟，喝德瓦斯威士忌。
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在东京聘请了几百人，八十年代末更成为了在东京的第二大美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不太光彩的声誉。1990 年，有人看到《名利焰火》一书的作者汤姆沃尔夫在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采访几个面容严肃的日本银行家，显然是在为下一本书收集素材。
我来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和纽约相差无几。菲利浦在 1987 年中过一次风，四年后退休，但是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里的交易厅是纽约交易厅更小、更拥挤的翻版，人声鼎沸，电脑屏幕闪个不停，到处都是废纸。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这里的秘书彬彬有礼，大多数也不是妙龄金发美女；很多经纪和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我还发现在东京的交易厅，不那么新鲜的鳗鱼刺身取代了发霉的芝士牛扒。
我到达公司的一刻就已经发现东京的所有同事都患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晨会上充斥有钱可赚的交易设想，客户的回应比我们的提议还要耸人听闻。日本公司迫切需要利润，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风险再高也在所不惜。这里的经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没有人有心思讨论地铁里的毒气袭击。
我知道过去几个春天都给东京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京在公司的地位日趋重要。衍生产品部纽约的雇员需要在东京的交易中争取到一席之地，管理层试图分享东京交易的成果，好几个纽约的雇员为了迎合亚洲的时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尽管如此，纽约还是相形见绌。我怀疑纽约的经理送我来东京的原因之一是卧底，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打入他们的内部。我并不熟悉东京分公司销售的衍生产品的细节，从他们的每周衍生产品交易报告来看，我知道东京赚了很多钱，是大量最可疑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大本营。日本交易从经济角度看经常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衍生产品部的雇员也很难真正了解东京的情况，我在这里的短暂逗留只能了解到一些皮毛。
没用多久，我就发现美国投资银行家在东京的社交生活就和他们销售的衍生产品一样怪异。每天晚上，一个叫做六本木的地方的一座建筑里总是挤满了美国外派人员，似乎没有人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几百个美国银行家总粘在一起。
偶尔也有当地人带美国人到贵得出名的女待酒吧去寻欢作乐，不过对于我来说在六本木留连几个晚上已经足够了。为了熟悉日本的交易我加班加点的工作，每天回到帝国酒店后只想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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