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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冒险地往大堂跑了若干次，冷静地听了很多工作机会。每次我都拒绝了。那些公司都是和第一波士顿同一水准的，也就是二流的。虽然第一波士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曾是一家顶级公司，过去十年间它已经每况愈下，大批员工离职去了更好的公司。我对这二等地位已经感到厌倦，也想更上一层楼。有一家公司的衍生产品部是华尔街最热门的，我对那里的工作梦寐以求。我告诉这个猎头如果他能拿到那份工作，我就接受。他答应去找找看，然后告诉我他能找到什么。
电话终于响了。是这个猎头，他听起来很兴奋。
“弗兰克吗？”他小声问。
“是我。”我小声回答。旁边的一个同事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在交易厅里是没人小
声说话的。
“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那个，”他停了停，“你的工作，你想要的工作。给我回电话。”
现在轮到我兴奋了。我告诉同事我要出去一会儿，他似乎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几乎是冲到了大厅里的收费电话前。
我一边等着猎头接电话，一边摸出了笔和纸作记录。电话铃似乎响了整整一分钟。我四下张望，冲着公司的新徽标得意地冷笑——白底上蓝色的帆船，旁边是公司的新名字——瑞信第一波士顿。瑞信代表公司的新主人，瑞士信贷。可这个有型的新徽标也不能改变现实：第一波士顿至今的航行既不是世界性的，也称不上一帆风顺。这只船看起来属于波士顿而不是伯尔尼，我的公司惟一具有世界性的东西就是亏损。
我想起一个例子。第一波士顿贷款 4 5 亿美元——公司 40％的股权资本——给一家公司，俄亥俄床垫公司。这是一笔灾难性的交易，华尔街的幽默将其命名为“燃烧的床”。第一波士顿的利润是如此的可悲，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卖掉部分衍生产品业务来发放奖金。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艾伦维特拿到了 3 000 万的薪酬。后来报道澄清他的待遇只不过是区区 900 万美元。公司被叫做“小麦第一证券” 1，隐喻境况窘迫的小规模经纪公司。难怪好的经纪人都结队而逃。我，也想跳槽。
那边，猎头终于说了声“喂”。
我再次耳语了起来；“你找到了什么？”我扫视着大堂，确保没人在听我说话。
他一定觉察到了我的兴奋，开始残酷地耍弄我。“这是一家非常有声望的投资银行，热门的衍生产品部。他们想找一个新兴市场经纪人，就是你，太完美了！”
“哪一家？告诉我是哪一家？”我打断他。新兴市场是我的领域，但是所谓“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也不少。
他又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我努力保持着冷静，再一次追问。他终于吐露了名字：“摩根士丹利。”
我知道，出于谈判的考虑，我应该假扮只对这份工作有“温和”的兴趣，那样我的猎头就不会觉得我不顾一切地想跳槽，或是愿意为了微薄的待遇转换工作。我知道我应该保存我的谈判实力。谈判的关键是表示我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是特别喜欢。我努力想要压抑住自己的兴奋。
但是我做不到。我差点儿大喊出来。“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帮我拿到这份工作！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谈？我想要这份工作！”我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在看我。
“你想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
我忍不住又喊了出来：“马上！越快越好！今天下午！最迟明天！”
这个猎头知道我已经上钩，自信地笑了。“喂，年轻人，保持冷静。我试试安排明
天。今天晚上给你家打电话告诉你具体安排。”
放下听筒时，我的手还因兴奋而颤抖着。我匆匆回到座位上，希望没人注意到我的缺席，或者听到了我的叫喊。好在他们没有。先前那个疑心我的同事已经舒舒服服地吃着上午的第二块德芙巧克力。
当晚我的猎头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搞定了”。他已经安排好一整套面试程序，时间在下星期一，2 月 7 日。他还说摩根士丹利的决定会很快，可能就在一周之内。
面试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打电话到第一波士顿请了病假。我的上司会盘问我，可我并不在乎。我唯一关心的是怎样给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部的经纪留下好印象。这家公司的衍生产品部是世界上最好的，业务蓬勃发展。虽然我知道他们需要新兴市场人才，但我猜想他们只会在候选人中选最好的一两个。我祈祷摩根士丹利会聘请我。
当我来到摩根士丹利面试的时候，公司巨穴般的交易厅一片喧闹忙碌。和我所见过的其他交易厅一样，这里的空间特别珍贵，连没有窗户的灰色接待区都狭窄不堪。虽然摩根士丹利鼓励客户到访座落在第六大道的大厦顶层，在和投资银行家会面的同时俯览曼哈顿；四楼的交易厅却没有那么奢侈，里面就象地牢一样。
如果你还没有亲身比较过不同的华尔街交易厅，也就不用麻烦了。它们基本上都一样大厅的地面是肮脏的地毯，覆盖着迷宫一样的电线和电子设备。一块块可移动的地毯就象是个大垃圾桶的盖子，下面藏着数十个半空的中餐外卖盒，还有老鼠（老鼠喜爱交易厅，银行雇员不停的讨论捕杀老鼠的创意）。如果你来到华尔街任何一个交易厅，你将不可避免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几百台电话在响，电视屏幕播放着新闻，闪烁着债券报价。一块地板被倒放着，几个维修人员在一堆电路和电线旁叫喊。几张长方形的桌子，上面堆着五颜六色的电脑和显示器 蓝色的 Reuter 和绿色的 Telerate 终端，米色的彭博资讯系统和黑色的特制报价机。桌边面对面站着几十个交易员和经纪人，相隔只有三英寸。
每隔几秒钟，附近某个扬声器就发出一阵快而含糊的轰鸣，震耳欲聋。〃五十手住房贷款债券，八年到期，半个点。〃 〃非农业工资预期下降三十点。〃 〃我刚才看到的长债买家正在两年市，做蝶式。〃 每个交易员和经纪都有自己的扬声器，用它来宣布重大事宜，向整个交易厅发出公开邀约，或是（又一次）宣布首席国债交易员是个王八蛋。如果你只想和十英尺外的一个或少数人对话，你就得打电话。在交易厅里，大声叫喊是没有用的。和芝加哥的期货交易员不同，华尔街的交易员不用手势，除非是向人晃晃中指。每个人都能读懂唇语，不过仅限于分辨偶尔的〃成交〃和更常用的〃你他妈的〃。
即使在这样的极度混乱中，交易员和经纪的分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交易员都挽起袖子，
拉松了领带，手持几部电话而且不时把其中一部摔向桌子、电脑或是交易助理，然后从巨大的盒子里再抓出一个面包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纪。他们沉着的调整着袖扣，手里只有一部电话，通过不时按一下听筒上的消音键同时进行几场对话。好的经纪可以同时和客户闲谈，和体育彩票经纪讨论今晚的球赛，叫助手到交易员那边去偷个面包圈，并向他的妻子解释凌晨四点以前去了哪里 而且没有人觉察到其他对话的存在或周围的混乱。
交易厅表面上混乱不堪，实际上却有一种受到保护的秩序。交易员和经纪人和睦相处，这狭隘的环境数十年来都没有受到外部有关种族和性别方面的立法、社会规则和工作环境中非正式变化的影响。大多数交易厅里都有几个少数民族和女性雇员，但他（她）们大多穿着警卫服或迷你裙。社会进步的唯一迹象是偶尔可见的翻倒的酸奶盒。我在第一波士顿的培训课程就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实习生都是白种男性，不是哈佛、耶鲁、牛津的毕业生就是富家子弟。他们中的一个被派往旧金山，两个去了费城，还有一个去了芝加哥，另外纽约和伦敦各十几人。显然，第一波士顿没能找到精通日语的白种男性，所以为东京分公司请了一个日本女人。这三十七个实习生中有三十个是男性。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