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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眉骨。
后来有一天，张志突然不见了。
据看见的人说，就在张志失踪的那天下午，在我们集体户的门前曾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看见的人是村里的羊倌，在那个下午，他正在我们集体户的附近放羊。据羊倌说，当时张志正呆呆地坐在门槛上，老黑又凑过去跟他亲昵，由于张志正在出神，并没注意到老黑，于是老黑的舌头就叭地舔到他脸上。这让张志吓了一跳。羊倌说，当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张志出手也很快，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而他与张志还相隔一段距离，所以也就看得不很清晰，只见张志伸出手，猛一下抓住老黑的一条后腿，轻轻一掀将它放倒，然后又用脚踩住它的另一条后腿，就那样用力一劈，又狠劲一扯，就将老黑扯成了两半。
羊倌心有余悸地说，尽管离得很远，但他还是听到了嘶啦一声巨响，非常骇人，老黑的身体就像一只被掰开的西红柿，一股血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立刻喷溅起来，一直飞出很远。但由于张志用力过猛，还是劈得偏了一些，那老黑的头在其中一半上还用力叫了两声。然后，张志就那样一手拎着一半老黑，朝田野的深处走去，一根粉红色的肠子还被拖在他身后，在地上拉出一条血淋淋的印迹。高建设听羊倌说完这件事，沉吟半天没有说话。
陈卫国和李大锤却都不肯相信。
陈卫国摇头说，这不像张志干的事。
李大锤也说，就算他有这样的气力，也不会有这种胆量。
但在我们集体户的门前，的确还留有一摊黑紫色的血迹。
这以后一连几天，田野的深处总飘来一阵阵可疑的香气。
高建设点点头说，像烧狗肉的味道。
张志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回来的。他身上脏兮兮的，头发和胡须都已很长。但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的眉毛，仅仅几天时间，他的眉骨上竟又长出两道黑黑的眉毛，看上去比当初还要粗重，而且更加浓密。张志进来时，侯书记正为我们开会，会议内容是防汛。侯书记说，今年雨水勤，预计会发生大的汛情，公社已下发紧急通知，让做好防汛准备。
侯书记这样说着，一回头就发现了张志。
侯书记看看他问，这几天，你去哪了？
张志没说话，就在门口坐下了。
侯书记又看一眼他的眉毛，脸色就难看下来。
侯书记说，我正想问你一件事。
张志低着头，没吭声。
侯书记说，老黑不见了。
张志慢慢抬起头，不见了？
不见了。侯书记嗯一声，又问，你知道是咋回事么？
张志没回答，只把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抠了抠牙缝。
这时，高建设陈卫国和李大锤也都有些诧异，他们相视一下，又看看张志。张志的眉毛的确有些异样，看上去油黑发亮。我也很认真地看看他。我发现，他这一次的眉毛无论色泽还是形状，都已完美得无可挑剔，但不知为什么，却总让人感觉不太自然。
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侯书记原本还要继续追问老黑的事，却突然被打断了。先是外面的雨大起来，雨点打到窗户上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就听到村里的扩音器在招呼，让全体社员立刻赶去大堤防汛。侯书记又用力看一眼张志，就扔下烟头站起来，说老黑的事，我不会就这样完的，等防汛回来吧，我还要仔细追查。
他这样说罢，就带领大家赶往大堤。
我和张志抬着一副筐走在后面。他的神色有些疲惫，一边走着，脖颈还不时抽动一下，嘴里发出咕的一声。我立刻明白了，他是在打饱嗝，他嘴里呼出的气味在雨中飘过来，隐隐还有一丝肉香。就在他回头的一瞬，我突然发现，他的眉毛被雨水一浇竟像涂了黑色的油漆，不仅更显黑亮，还一根根地直竖起来，粗硬的眉梢上挂了一层晶莹的水珠。
我想，他怎么会长出这样的眉毛？
我们来到大堤上，立刻投入抢险。起初，并没有谁注意到张志的眉毛。这时雨已越下越大，河里的水势也越涨越猛。社员们都在忙着抬土筑堤，谁也顾不上跟我们知青打招呼。就这样一直干到接近中午，终于排除了险情，大家才稍稍松一口气。
这时，突然就有人笑起来，说张志呀，你那眉毛咋长出来咧？
张志在雨中闷头挖土，并不回答。
又有人说，你抬起头，让大家看看呀！
张志就停住手，慢慢抬起头。
也就在这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突然一下都睁大眼，瞪着张志愣住了。高建设扔下手里的铁锹，走到张志面前，把头歪过来又歪过去，一下一下地端详着他。只见张志的两个眉毛不知什么时候都已竖起来，随着雨水冲刷，像两片树叶贴在眉骨上。
你……
你……
陈卫国和李大锤也走过来，伸手指指他的脸。
张志慢慢回过头，发现侯书记也正在雨中盯着他。
若干年后，张志的父母落实政策，他也终于回城了。
他临走的那天晚上，请我喝了一次酒。后来他有些醉了，就含混地告诉我，说他曾经听人说过，只要从活狗身上割下皮，带着热血贴到眉骨上，就能长在一起。
2005年3月16日定稿于天津木华榭
5月15日改毕
背黑锅的人
晓 苏
1
我叫乌鸦。这毫无疑问是绰号。本来我有一个很雅的名字，但被人们遗忘了。生活中大家都喊我乌鸦。其实我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像乌鸦，仅是皮肤有些黑，我真想不通当年人们为什么要送我乌鸦这么一个绰号。
现在，我是这所大学里的一个门卫，我的任务是给政治学院看大门。政治学院这栋楼属于古典建筑，大门是拱形的，远看有点儿像隧道的人口。我没有门卫房，从早到晚都坐在拱门下面那把破烂的藤椅上，看着师生们进进出出，偶尔碰见一个没戴校徽的，我就随便地问上几句。
我的穿着极不讲究，衣服颜色灰溜溜的。我的头发基本上都白了，胡子也白了不少。我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眼睛总是牛睁半闭，像没睡醒。那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包括那些年纪比我小一截的老师，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从来都不正眼看我一下。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他们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守门的，兴许还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从乡下进城的打工者。只有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师们，他们对我过去的情况略知一二，进门出门时还给我打个招呼，或者点个头，或者挥个手，或者表情复杂地笑一下。
其实我也是一个读书人，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为过。我是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考上这所大学的，那是一九七七年，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年头。我读大学时成绩很好，毕业论文是优秀，所以毕业后就留在这所大学当了助教。有人说三十六岁是人生的一个坎儿，以前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后来我信了，觉得这话有道理。回想起来，我在三十六岁以前一直是很顺的，毕业一留校就进了逻辑学教研室，不久便被派往北京一所大学进修，回来后就开始主讲《普通逻辑》这门课，三十二岁评上了讲师，看起来我的前途将一片光明。可是，从三十六岁那年起，我突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三十六岁生日的前两天，我被他们从讲台上赶下来了，发配到资料室当了一个资料员，成天和那些过期的报刊和泛黄的图书打交道。后来，我居然连当资料员的资格也没有了，无可奈何，我就成了这所大学的一个门卫。
许多人都把我的命运不济归罪于乌鸦这个绰号，认为这个绰号不吉利。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我不这么想了。我的命运不好不能怪乌鸦这个绰号。乌鸦这个绰号的确是有点儿不吉利，但不吉利的绰号多着呢。比如还有叫狗卵子的，还有叫逑毛的，还有叫苕的，这些绰号比乌鸦还要不吉利。但是，我认识的那个狗卵子现在是副厅长，我的老乡逑毛前年就当上了博士生导师，我大学时代的同学苕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这些怎么解释呢？事实上，我在生活中越混越差是另有原因的：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为别人背着黑锅。
这个秘密在我心中藏了十几年。十几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