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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和“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尖酸，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注：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年）。——译者＇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吵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中欧强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一百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三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而且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虽然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但是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象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第三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尔贝格＇注：胡戈·明斯特尔贝格（HugoMünsterberg，1863…1916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者＇教授，下至米尔沃基城的酒吧间等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但它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重……他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竟允许他的反感广及全体德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德国领导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其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
威尔逊总统虽持有这些观点，然而他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犹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烧的战舰，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个卡扎比昂卡＇注：卡扎比昂卡（LouisdeCasabianca，1762…1798年），是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伤，他先安排水手等全部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他的年仅十岁的儿子拒绝离舰，随父一并殉国。——译者＇。但这是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而不是感觉上的中立。他决不会把协约国胜利的前景视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威胁，而德国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比利时的遭遇澄清了这个问题后，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威尔逊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关系至大，如果连他都因德国的行为而离开中立政策，那普通的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因火烧卢万所激起的情绪抑制了英国那套封锁办法所引起的愤懑。英国对禁运品每搜查一次，没收一次，或在禁运物品表上增添一个项目，都会激起美国一阵新的愤怒，而德国的一次恐怖行动便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转移开了。正当蓝辛对枢密院令的强烈指责即将酿成一场大论战的当儿，德国的齐伯林飞艇于8月25日轰炸了安特卫普居民区，杀伤了平民，王宫也险遭命中，比利时王后及其子女刚好迁到那里。结果蓝辛发觉他正在构思的是一篇反对“为害人类的这种暴行”的抗议，而不是一篇反对“继续航行”的抗议了。
在一个痛感前景不妙的时刻，据威尔逊的姻亲阿克森博士回忆，约在8月12日威尔逊夫人的葬礼举行后不久的一天，威尔逊曾向他吐露，“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无法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成为决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没有发生事情。福尔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间发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间没有干什么。”
福尔摩斯说，“那就是怪事。”
德国海军就是夜间的那只狗。它没有作战，被“存在舰队”的理论和德国会在陆上早日胜利的信念锁住而没有让它去冒险执行海军的职责——保持本国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