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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就杀人了，在荷兰边境那边五英里的埃斯登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四千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七百名男人和青年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在道义上，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原址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墙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马斯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撒克逊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罗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确实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五十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扫射，直到没有一个目标竖着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
接着便纵使撒克逊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象鹰巢似地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撒克逊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感动”。但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面”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跟着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面”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猎枪，就象穿的裤子那样，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国农村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是用不着巴黎送枪来武装自由射手的。
德国人在谈论他们在敌人境内的经历的时候，一谈到游击战问题，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出言刺耳了。鲁登道夫说游击战是“可憎的”。这个时过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诈、暴行、狡狯的别称的鲁登道夫，自称他是“带着骑士的、人道的战争观念”上阵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灭”。布勒姆上尉两周以前自己还是个平民，可是却为一种“可怕的想法”弄得终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会被一个平民一枪击中或是打死。他报道说，在一天二十八英里的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掉队，因为他们“认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脚痛更糟糕”——脚痛是向巴黎进军的另一个极大的痛苦。
对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惧，是出自德国人认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无法纪的想法。歌德曾说，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一个在臣民对君主的关系以服从为唯一基础的国家训导出来的人，对一个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权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会把平民狙击手视为祸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国人，则视为威胁国家生存的异端。在苏瓦松，有一座纪念1870年唤起学生和平民起来反抗普鲁士人的三位教师的青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1914年，一个德国军官惊奇地凝视着这块纪念碑，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你瞧，法国人就是这样，竟为自由射手树碑立传。在德国，是不允许人民干这种事的，也不能想象他们想干这样的事。”
为了使德国士兵处于固有的精神状态，据布勒姆上尉的记载，从第一周起，德国报纸就充满了关于比利时人“反抗的残酷行为”的种种故事，“……武装的教士带领着一帮一帮抢劫掠夺的市民，无恶不作……奸诈阴险地伏击巡逻兵，哨兵的眼睛被挖了，舌头被割了。”类似的“恐怖传闻”早已传到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已在8月11日写进了日记。她向一个德国军官核实情况时，那个军官对她说，当时亚琛就有三十个德国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挖掉了眼睛，躺在医院里。
被这种种故事激起的情绪，是很容易使德国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声“狙击手！”他们便会大肆抢劫掠夺，杀人放火，而军官们则毫不加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图就在于不派驻占领军而能起到与占领军同样的作用。最高统帅部要从进军巴黎的部队中抽调部队担任占领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烧卢万开始。卢万座落在列日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建于1426年，那时，柏林还只是一片木棚。设在十四世纪织布工人大厅里的图书馆，藏书二十三万卷，其中有世所罕见的收藏品——七百五十份中世纪的手稿和一千多册古版书。称为“哥特式艺术珍宝”的市政厅的门墙上的一组石刻骑士、圣人、贵妇人的图案，即使在同类的雕刻中，也是丰富多彩的。圣伯多禄教堂祭坛镶板上的绘画系出自迪里克·布茨＇注：迪里克·布茨（DierikBouts），荷兰古代的画家，约生于1410…1420年间，1475年死于卢万。——译者＇及其他佛兰德人大师之手。卢万的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一律枪杀持续了六天，其后就与开始时一样突然停止了。
卢万刚被占领时，一切都很平静。商店生意兴隆。德国士兵的举止行动很象样子，买明信片，买纪念品，买什么都付钱，并且在理发店和普通顾客一起排队等着理发。第二天，情况比较紧张了，一个德国兵腿上中了一枪，据说是狙击手干的。市长赶紧再次号召市民缴出武器。他和另两名官员被捕作为人质。在火车站后面杀人成了常事。冯·克卢克的小分队沉重的脚步声日复一日地在市内不停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