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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鲁登道夫不认识他。在当天夜晚离开科布伦次以前，他获悉已找到冯·兴登堡将军，兴登堡也已接受了任命，并将于次晨4时在汉诺威登车前往履新。
德军最高统帅部原来在选定参谋长之后，便着手解决物色一位司令官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鲁登道夫无疑是一位具有真才的人，但要配成一对，最好还得选一位名副其实的“冯”。许多退休的兵团司令的姓名都被考虑了。冯·施泰因忽然想起战争爆发时收到的一位老同事的来信，信上说，“如果情况的发展需要一个指挥官的话，不论哪里，请不要忘掉我。”信上并且保证说写信人“还很健壮”。恰好的人选！他出生于一个在普鲁士定居了几个世纪的容克世家。1911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曾在史里芬的总参谋部工作过，他是经过逐级提升而成为一个兵团的参谋长和后来担任兵团司令的。再两个月他就年满六十八岁了，但他并不比右翼的克卢克、比洛和豪森这三位将军年老些。东线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普里特维茨表现得惊慌失措之后，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而兴登堡以往行事，一向稳如磐石，可资信托，以沉着镇定闻名。毛奇批准了；德皇也首肯了。于是，给这位退休的将军发了一份电报。
下午3时，兴登堡在汉诺威家中收到电报，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紧急任命”。他复称：“乐于接受。”第二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前往东线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最高统帅部没有费神请他来科布伦次谈话，而是命令他在汉诺威上车，并通知他，他的参谋长将是鲁登道夫将军，将在去东线的火车上和他会晤。因时间紧迫，几套土灰色新军装兴登堡只来得及试穿了一套，他不得不窘迫地穿了一套普鲁士将军的旧蓝军装就出发了。
几天后普里特维茨撤职的消息发表时，那位难能可贵的日记作者布吕歇尔公主记道：“一个叫作兴登堡的将军，一个完全上了年纪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报纸编辑们赶忙搜集有关新司令的材料，但很不容易找，因为他在军人名册中列在“贝内肯多夫”这个姓氏下。不过编辑们很高兴，终于查到他曾在色当作战，并荣获过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他也是1866年对奥地利早期战争中的一位宿将。他的贝内肯多夫祖先是定居在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兴登堡这个姓是在十八世纪因婚姻关系而来的。他是西普鲁士波森＇注：波森（Posen），即波兹南。——译者＇人，在他早期的经历中，在任驻柯尼斯堡第一兵团参谋时，曾研究过马祖里湖区的军事问题。这件事不久就成了描绘兴登堡如何早在三十年前就规划了坦南贝格战役的传说的由来。他是在西普鲁士诺伊德克他祖父的庄园上抚养成长起来的，他还记得童年时曾和一个替腓特烈大帝干过两星期活儿的老花匠交谈过。
兴登堡在汉诺威车站上等着，火车于清晨4时进站。他从未见过的鲁登道夫将军，以“轻捷的步伐”走上月台，向他报到。在东去途中，鲁登道夫对当前的局势和他已发布的命令作了说明，兴登堡听了表示赞同。他们就这样在前往日后使他们驰名于世的疆场途中结合起来了。以令人畏惧的花押 ＇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姓氏的第一字母分别为H和L。——译者＇表示的这一“结合”行将统治德意志帝国直到帝国的末日。后来兴登堡成了陆军元帅，但同时也博得了一个“‘你说呢’元帅”的诨名，这是从他每当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总是转问鲁登道夫“你说呢？”的习惯而来的。
真是别具一格，关于第八集团军司令的人事更迭，德军最高统帅部考虑通知的第一个人竟是东线的铁道总监克尔斯滕少将。8月22日下午，还在专车首途以前，这位少将就来到霍夫曼的办公室，带着“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给霍夫曼看了一封电报。电报通知说，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参谋长的专车将于明天到达马林堡。这就是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怎样知道自己被免职的经过。一小时后，普里特维茨收到一封给他本人的电报，把他和瓦尔德泽列入“待分配的名单”中了。霍夫曼说，“他向我们告别时，对于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
鲁登道夫的做法也并不老练。尽管他很了解霍夫曼，和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曾在柏林和他同住一屋达四年之久；可是，他还是分别发电报给各兵团司令下达命令而未通过第八集团军参谋部。这并不是故意要得罪人；总参谋部的军官得罪人是常情。霍夫曼和格吕纳特都立刻认为受了侮辱。在马林堡为新任指挥官们所举行的欢迎会，按鲁登道夫的说法，“根本不是高高兴兴的”。
现在必须面对这场战役命运所系的关键问题了。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究竟是应该停在原地以防莱宁坎普的进一步前进呢，还是按照霍夫曼的计划，把它们调往南线抵抗萨姆索诺夫的右翼？除非用上第八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否则没有希望打败萨姆索诺夫所部。8月23日那天，弗朗索瓦兵团在因斯特堡和柯尼斯堡之间五个车站乘车的复杂过程刚刚结束，正在前往南线途中；还要有两天时间的换线转轨和进行同样复杂的下车工作，才能进入阵地作战。冯·莫根师也在从另一条铁路向南线进军途中。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这天未动。骑兵侦察队报告莱宁坎普所部仍“无动静”。他和马肯森和贝洛两个兵团相隔大约只有三、四十英里，如果他们两军向南移动攻打另一支俄军，他仍可——要是他推进的话——跟踪他们，从后面猛攻。而霍夫曼则要马肯森和冯·贝洛立即启程。鲁登道夫离开那慕尔只三十六个小时，是新来到这里，而在当前形势下，无论作出哪种决定都是命运攸关的，而且要对局势负责，所以把握不定。兴登堡从退休生涯出来仅二十四小时，全依仗鲁登道夫。
在俄军方面，高级指挥部伤透脑筋的是怎样选择时机，使钳形攻势的两翼一起夹击敌军的任务。障碍如此之多，如此五花八门，如此难以处理，又如此明显，弄得军事长官们一开始就充满悲观情绪。西北战线司令吉林斯基的职责是协调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两支部队的行动，可是如何完成这一职责，他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一味地下令催促赶紧行动。莱宁坎普已首先出动而且已首先投入战斗，于是吉林斯基要求尽快行动的命令全都发给萨姆索诺夫。与此同时，法国人一连串的空前紧急的请求又都冲向吉林斯基本人而来。法国人为了减轻他们在西线的压力，指示他们的大使“坚持”要求“俄军必须对柏林开展殊死进攻”。这些要求，从霞飞送到巴黎，从巴黎送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送到“斯塔夫卡”（设在巴拉诺维济的俄军总司令部），从“斯塔夫卡”送到吉林斯基，吉林斯基又把这些要求全部转送给了萨姆索诺夫将军，而萨姆索诺夫将军这时正在沙砾路上一步一步地奋力前进着。
自从在日俄战争中指挥一个骑兵师以来，这位正如英国驻第二集团军联络官所称的“朴实厚道的人”还从未有过指挥拥有十三个师的一支集团军的经验。他通过并不为他所熟悉的参谋们和师长们进行工作。俄军不是按地区编制的，报到的后备役军人——有时占到一个团的人数的三分之二——对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来说，都是陌生的。军官短缺，士兵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往往目不识丁，这些情形，使命令不易逐级下达到前线。管理电讯的通信部队几乎是混乱的。在华沙电报局，一个参谋大吃一惊，发现一大堆给第二集团军的电报搁着未拆也未递送，因为和战地司令部之间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系。这位军官于是把电报收集起来用汽车去分送。兵团司令部只是同师部联系的线路是够用的，而同集团军司令部或友邻兵团联系的线路就不足了，因此借助于无线电报。
由于硬要赶紧行动，把集中时间缩短了四天，以致后勤的组织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一个兵团由于另一个兵团的补给车辆没有开到，就得分一些炮弹给它，这样也就搅乱了自身的打算。面包车也不见影踪，要使军队的给养能靠敌人境内的乡村供应，就需派遣征集队在骑兵护卫下先行出发，而在这方面又未作什么安排。一匹马在沙砾路上拖动货车和炮架，事实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半货车的马匹卸下来，加套到另一半的车辆上，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向前走一段以后，再把马都卸下来，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