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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法国结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对《马赛曲》肃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认为他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同他谈话时也总是把脸别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来，威廉一直想设法弥补他所铸成的大错，他给这位年轻的沙皇（用英文）写了许多长信，有忠告，有闲谈，有政治性的长篇大论，称他为“最亲爱的尼克”，自己则署名“你亲爱的朋友威利”。他对沙皇说，一个玷污着几个君主鲜血的漠视宗教的共和国不适合做他的伙伴。“尼克，请您相信我，上帝的诅咒已叫那个民族万世遭劫。”威利还对他说，您尼克的真正的利害关系在于缔结三皇同盟，即俄、奥、德三国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轻蔑的态度他记忆犹新，然而，他不得不屈尊俯就地关怀老沙皇的儿子。他会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对他说：“我对您的忠告是多发表演说，多举行阅兵，多多演说，多多阅兵。”他表示愿意派遣德国军队去保护他，防范乱臣贼子。可是他的这个建议却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访一次，她就恨他三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没有得逞，没有能使俄国断绝同法国的关系。他于是拟了一个巧妙的条约，约定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这项条约在沙皇签字以后要通知法国，并邀请法国参加。德皇是在俄国同日本作战惨败（他曾竭力怂恿俄国与日本开战），继而革命兴起，沙皇政权处于最低潮之时，邀请尼古拉在芬兰湾的布页科，在没有大臣们随从下进行秘密会谈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国不可能接受他的条约而不背盟失信于法国；但是，他认为，只消双方君主签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签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弥补了致命的失检错误，使德国的后门安全牢靠了，包围圈打破了。他写信给比洛说，“我热泪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临终时犹嘀咕着两线作战问题）正在从天国注视着他。他认为他的这份条约是德国外交上的一个杰作。要不是存在权限问题的缺陷，这倒确实是或者本可以成为一个杰作的。沙皇将条约带回俄国，大臣们一看之下惊恐万状，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事中承担参加德方的义务，那他就抛弃了与法国的同盟，这个细节，“无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情形下，逃过了陛下的注意”。于是这份布页科条约只不过昙花一现，就寿终正寝了。
现在是爱德华到雷维尔来同沙皇亲切交谈了。关于他们会晤的情况，德国大使报称爱德华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阅后，不禁怒气冲冲地在页边挥笔批道：“这是谎言，他要的是战争。但是我得发动战争，好让他不致沾有臭名。”
这一年终了时，德皇发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的、最为失检的谈话。他接见了《每日电讯报》记者，谈了他当时对于谁将同谁打仗的见解。这一次可不仅使得他的一些邻国神经紧张，而且也弄得国人坐立不安。公众的非难直言不讳，以致德皇卧床不起，一病三个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没有爆发什么新的惊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两年是最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注：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1874…1967年），英国人，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曾任伦敦《每日邮报》巴黎版总经理（1905…1914年），《外交问题》编辑（1928…1931年），工党议员（1929…1931年），1934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的一本新著《大幻想》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成为无利可图；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竟会愚蠢到乃至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最热忱的门徒是伊谢尔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如何“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二十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的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谢尔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善于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这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贝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贝恩哈迪，1870年是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骑兵军官，是德军进入巴黎时第一个乘骑突入凯旋门的德国人。自此以后，军旗和荣誉，已不再象他在另一章《德国的历史使命》中所运用的有关战争的理论、哲学和科学那样使他感兴趣了。他曾任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苦思苦干的组织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关于骑兵的经典著作的作者。而后，他集毕生精力从事研究克劳塞维茨、特赖奇克和达尔文，并将研究所得倾注到后来使他的名字等同战神的这本书里。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两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需要的法则。”
既证明了“需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贝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最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需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贝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辞。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它“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爱德华国王未能看到贝恩哈迪的这本书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马里安温泉和比阿里茨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贺，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为贺仪。几个月后他逝世了。
伊斯伏尔斯基得此噩耗，便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这可说得过分了些。对于形成新的联盟格局，爱德华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在法国，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该报说，巴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