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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上声言，“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
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的协议经过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一年一度的会谈而愈形牢固加强，这种总参谋部之间的会谈正是法俄同盟的一个特色。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吉林斯基来到巴黎；1913年，霞飞将军前往俄国。到这时，俄国人已经完全受制于冲动的魔力。自从兵败满洲以来，他们确也需要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格朗梅松上校的演讲集译成了俄文，备受欢迎。俄国总参谋部因为领受了光华熠熠的殊死进攻的理论而神采飞扬，所以其诺言也就一再加码。1912年，吉林斯基将军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全部送达，而不顾俄国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1913年，他又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两天，不顾俄国的兵工厂生产的炮弹不到估计的需要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枪子弹还不到一半。
盟国并不因俄国军事上的弱点而牵肠挂肚，虽然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早在满洲时就曾对这些弱点写过不留情面的报告。这些弱点表现为：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材。每周为《泰晤士报》撰文评论日俄战局的雷平顿上校，由于他在评论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专栏文章汇编成书献给了日本天皇。尽管如此，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却仍然认为，它们需要关心的只是促使俄罗斯巨人行动起来，而无需考虑他如何发挥作用。但这谈何容易。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七百英里，为德国兵的四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作为防范入侵的国防措施，俄国的铁路轨距既有心造得比德国为宽，法国人提供巨额贷款资助增建的铁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国人达到同样的动员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国人答应派往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只有半数能进入阵地向东普鲁士猛扑过去，姑不论其军事组织如何之糟，单凭他们攻进了德国领土这一点就可望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
派出大军在敌国境内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危险而又万分复杂的行动，需要作一番呕心沥血的精心组织，在铁路轨距宽窄互异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国陆军的特点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并不显著。
由于耆龄老将多如过江之鲫，军官团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他们的一项殚思极虑的作业便是斗纸牌。不顾体力条件而让他们忝居现役军职，为的是要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的或是有钱的靠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练的军人，但是那个制度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材才推上最高层。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怠惰和不感兴趣”使得一位英国武官为之愕然。他访问过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一处俄国边防军的驻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连“一个网球场也没有”。经过日俄战争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将校不是呈请辞职便是被迫离职，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拂除凝聚在上层的陈年积垢。一年之间，因为不称职而退役的将官达三百四十一人，这个数目接近法国陆军的将官总额，而作同样处理的校官也有四百人。尽管在俸金和晋升方面有所改进，但1913年军官缺员仍达三千名之多。日俄战争以后，虽然在清除陆军中的积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无奈俄国的政体还是那个政体。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其最精明能干的捍卫者，1903年至1906年间出任首相的维特伯爵便是这样称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政体的统治者是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的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妥加维护，勿使缺损。此人一无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过负此重任的训练，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贵幸臣，他心血来潮，执拗成性，还有那轻率浮躁的专制君主的奇思遐想。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需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他们，宫廷里勾心斗角成风，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听从谗言，也就动辄罢官削职。大局如此，英彦俊硕都难以久安于位，有一位托词“体弱多病”而辞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兴叹，“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点，终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罗斯，国无宁日：灾祸频仍，屠戮不绝，出师屡败，民不聊生而相继举义，终致酿成1905年的革命。维特伯爵当时曾向沙皇进谏，若不俯顺民心，畀予宪法，就须厉行军事专政，以恢复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气吞声，采纳了前者，这纯粹是因为担任圣彼得堡军区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担军事专政的责任的缘故。大公这一次坐失机宜，从此便永远得不到那些极端保守的皇权主义分子的宽宥，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血统和倾心德国的王公大人的宽宥，那些黑色百人团——“右翼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作为专制政权顽固堡垒中坚的其他反动集团的宽宥。他们觉得，曾经一度结成三皇同盟的三个帝制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更其是俄国的当然盟国，许多德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俄国的反动派把国内的自由派看成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宁要德皇而不要杜马，这种态度跟日后的法国右派如出一辙，他们宁要希特勒而不要莱翁·勃鲁姆。只是由于战前二十年间德国自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愈演愈烈，这才促使沙皇俄国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结盟。到了最后关头，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把它跟英国结成一伙，但就是这个英国，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达一世纪之久。当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曾于1898年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我每天向上帝热切祷告祈求的就是这个！”
弗拉基米尔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注：尼禄（Nero，37…68年），古罗马帝王，该王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译者＇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注：拉斯普京（Rasputin，1872…1916年），活跃于俄国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手。他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入宫廷，并对国家大事起很大影响。拉斯普京的活动，是沙皇俄国高级统治阶层极端腐朽的表现。拉斯普京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主持的午后降神会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公爵；自有其“知识阶层”，关于这个阶层，沙皇曾经说过，“我最讨厌这个词！我但愿下一道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