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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一位负责调查工作的领导所说，这个时期是“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在这段时期，霞飞不象约翰·弗伦奇那样惊惶失措，毛奇那样动摇不定，黑格或鲁登道夫那样顿时气馁，也不象普里特维茨那样陷于悲观失望。他毫无表情，不露声色。如果说他的镇定沉着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国的幸运。克劳塞维茨写道，普通人感到形势危殆和责任重大时往往意气消沉；倘若这种形势能“促使人迅速增强判断力，则此人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伟大气魄”。当前的危急情势纵然未能使霞飞增强判断能力，可确实唤起了他的气魄或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时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保持着福煦在8月29日见到他后所称道的“惊人的沉着”，这种沉着使法军在亟需坚定信心的时刻保持了万众一心。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亚历山大上校从第五集团军执行任务回来，神情忧郁，他表示歉意地说，这是因为“我带来了坏消息”的缘故。
“怎么啦？”霞飞说，“难道你对法国丧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月29日夜晚10时，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毁他后面瓦兹河上的桥梁。达马德将军则奉命在亚眠炸毁索姆河上的桥梁，然后随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团军奉命向兰斯撤退，德朗格尔将军曾要求让他的部队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决于敌人。8月29日夜晚，霞飞采取的最后一项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将“希望已经粉碎、幻想已经破灭的这个司令部”撤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准备。法军总司令部将后撤至塞纳河东支流上的巴尔。霞飞不满地注意到，这个消息在参谋部传开时，加深了“普遍的紧张与不安”。
由于参谋部的失职，霞飞给第五集团军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达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担忧了一整夜。幸而冯·比洛没有再次出击，也没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时跟踪追击。这一仗结果如何，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清楚。冯·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乱得出奇，他一面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打了胜仗，同时又派一名上尉参谋去对冯·克卢克说，他的军队“给吉兹一仗搞得精疲力尽，已无力追击”。可是法国人——霞飞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团军脱离接触，在德国人从它左侧进行包抄之前，使它脱离险境，从而跟法军其他部队会合。
其时，德军右翼日益迫近，显然构成对巴黎的威胁。霞飞打电报给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东西两侧的马恩河和塞纳河的各座桥梁底下放置炸药，并分别派驻工兵排，确保炸毁桥梁的命令得以切实执行。莫努里的军队退却下来可以掩护巴黎，并就此作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个兵团。不过，在霞飞和总司令部看来，巴黎仍然是个“地理概念”而已。为巴黎而保卫巴黎，以及为此而将莫努里的部队拨归加利埃尼调遣并听从他的命令，并非霞飞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将取决于他打算进行的、由他亲自指挥并出动全部野战集团军的这一仗的胜负。然而，对于巴黎市内的人们说来，首都的命运对他们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圣康坦和吉兹一仗的表面结果，加深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就在这一战的上午，参议院副议长、北方的一名工业巨头图隆先生，“一阵旋风似地”冲进了普恩加来的办公室，叫嚷说政府“为总司令部所蒙骗”，我们的左翼已“被击退，德国人已到了拉费尔”。普恩加来把霞飞的坚决保证向他讲了一遍：左翼将坚守阵地，一俟第六集团军准备就绪，即将重新发动进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在担心图隆先生或许言之有理。来路不明的消息不断传来，表明激战正在进行。每小时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傍晚时分，图隆先生又闯了进来，情绪之激动为前所未有。他刚和他的同僚，埃纳省的参议员塞利纳先生通过电话，这位参议员在圣康坦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顶上观看这场战斗。塞利纳先生看到法军朝前挺进，空中浓烟翻滚，炮弹呼啸横飞，接着他又看到德军增援部队来了，密密麻麻象灰蚂蚁似地蜂拥而上。他眼看到法军被杀退了。进攻未成，这一仗打输了。说到这里，图隆先生恸哭而去。
战役的第二阶段——吉兹一役——没有为这位高踞屋顶的参议员所目睹。政府方面对此甚至比总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来似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霞飞为阻遏德军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巴黎已面临围困的危险，也许又要象它在四十年前那样靠吃老鼠为生。首都会不会沦陷？政府要不要撤离？自边境战役以来一直隐藏在部长们心头的这些问题，现在已公开而紧张地讨论开了。总司令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颜开的脸色这回可显得忧虑重重。他承认形势“非常严重”。身为陆军部长的米勒兰立即提议撤离，以免政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来征询意见，他建议与霞飞电话联系。霞飞也承认情势不佳；第五集团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英国人“一动也不动”；无法阻滞敌军前进，因而巴黎“受到严重威胁”。他建议政府撤离，以免因为它继续留在巴黎而吸引敌军进攻首都。霞飞很清楚，德国人的目标是法国军队，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战场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军区势必造成职权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离，可以排除干扰的根源，从而使总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权力。加利埃尼在电话中力图使霞飞相信：巴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战力量的中枢，保卫巴黎是必要的；同时，他再次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不待兵临城下就主动出击敌军阵地。霞飞含糊其词地答应派遣给他三个兵团，不过兵员不足额，而且大都是由后备师组成的。他给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牺牲的，因此迄今不愿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虽然“冷静沉着”如常，但却显得“心事重重，甚至垂头丧气”。他问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应该撤离？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无法坚守，你应尽快作好撤离的准备。”他想甩掉政府这个包袱的心情，并不亚于霞飞，因此对作出这样的建议毫不内疚。普恩加来请他过些时候再来向内阁阐明看法。在此期间，内阁召集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这在十天以前法军发动进攻时，似乎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普恩加来、里博和两名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都主张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见个分晓。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撤离，在精神方面会产生绝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兰力主撤离，他说，也许会有一股德国枪骑兵窜入巴黎南面，切断南去的铁路，政府不能冒此风险，象1870年那样被围困在首都之内。这次法国是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作战的，政府的职责是既要同本国各地保持联系，又要同它的盟国、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杜梅尔格的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被人看作懦夫而受众人唾骂，比之冒生命危险需要更大的勇气。”众、参两院的议长，曾多次感情激动地前来要求重新召集议会，于是，当前的紧急形势是否有必要召集议会的问题便成了进一步激烈争辩的课题。
在部长们争论不休时，加利埃尼则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忧心如焚，急于回去执行自己的任务。终于他被叫了进去，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们：“留在首都已不能确保安全。”他那严峻的军人仪态以及直抒己见时的“明确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明，如果没有一支军队在外围作战，他就无法防御敌人攻城炮的袭击。他警告他们：巴黎并不处于防御状态，而且“无法使它处于防御状态。……如果没几天敌人就出现在我们外围堡垒防线前，还认为这个筑垒营地能进行认真的抵抗，那是幻想”。组织一支拥有四个或至少三个兵团的军队，在他指挥之下转战于巴黎城外，作为法军战线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势所必需”。至于在他被任命为军事长官之前造成的防务工作的延误情况，他认为应由那些主张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毁的势力集团负责。他们这样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