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帐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帐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作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人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藉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这些被人们袭用与习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象），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孔子的“君子远疱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特别热爱瘦肉干、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有灵活的身体动作。
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孔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它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⑴表示保持原状；⑵表示剩余的东西。
在我着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地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认为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己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A。居里去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志”：志“既表示过去之象如地方，县志，杂志等等；又表示将来之或如志向、志愿等等。我以为，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的。中文没有时态，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志“这样对义的词，既揭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和“志”一类对义词，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找到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在于；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到了罗伯的头上。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到公社或县里的会上去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杜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上面对他肯定会满意。复查又偷偷对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脑子有些糊涂，也不识字，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批，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很困难的事。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得精光，萝卜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跑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鸡巴一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一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提高到六十五岁，以便更能体现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了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重头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年龄碍哲学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