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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洲的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
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奸、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开拓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发、航海探险、文明传括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是高尚者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对苦难的制造者深表愤怒。但我突然发现他在同情之后，愤怒之后，有一个奇怪的动作：眼镜片里闪烁着笑目，一条食指在餐桌上的某个位置不停地来回划着，像在空中写一个什么字，或者在指挥心中一支激动人心的乐。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终于用英文给朋友打电话时，邀请朋友也来认识我，说我带来的一些故事大动人了，太可贵了！他相信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我觉得“精彩”这个词刺耳。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沉人河底的时候感到“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在一桩错案中被枪毙了，他临刑前在人群中找不到父母来送别的面孔而嚎陶大哭的时候觉得“精彩”
么？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被流氓团伙误杀了，父亲从大学里领回了儿子的遗物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为儿子写墓志碑文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任何“精彩”？……我不想怀疑汉森的同情心，不，他一直在他的报纸上呼唤正义，一直在尽可能帮助中国人，包括帮助我获得访问学者的待遇和资助。但他的“精彩”
出自一本我不理解的词典。显然，在那本词典里，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也是写作或演讲的素材，是激发反抗和革命的必备条件，因此苦难越深重就越好，越能放射精——彩——的光芒。那本词典暗含了一种法则：为了消灭苦难的制造者，必须有更多的苦难作证，让更多的人明白这场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崇高性。这就是说，为了消灭苦难，必须先有苦难。他人的苦难，是救难者的悲悯所在，也是他们的喜悦和欣慰所在，是他们英雄成绩单上一次次重要的得分。
我不想再说下去，并且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让对方为我的皮扎饼付费，弄得他有些迷惑不解。
我经常不无惶恐地发现，说话不容易，我的话一旦飞出去，经常播种着误解。
我还发现，即便是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从来没有理解的控制权，同样一次次陷入歧义的泥沼。我需要提到随同魁元来到我家的后生。我后来知道，他姓张，曾经是县电影公司的职工，因为超生一胎，被开除公职。他不是不明白超生的后果，国家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条令的宣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车载斗量，在他的耳膜上磨出了茧子。他也不喜小孩，事实上，他已经有的两个儿子都极少看见他的影子，很难得到他的笑脸，一直是他打算离婚的障碍和负担。他没有任何理由再生下一个。
在我与他谈话以后，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有另外一套词汇体系。在那个体系里，很多词义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比方说“违法乱纪”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丑事，恰恰相反，违法乱纪常常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是荣耀和享乐最重要的源泉。如果说“违法乱纪”的词条下包括了贪污、走私、官倒、嫖娼、撞红灯、随地吐痰、公款吃喝等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没有一条不是令这位后生心向往之的美事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只是因为眼的能力还不够。
不难理解，当超生也列人“违法乱纪”的所指之一时，当这个行为尚未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时，他会不假思索地决定什么。
他的超生完全不合常理，完全不是出自利益的权衡，而是出自他某种理解的惯性，出自对一切特权行为的追求冲动。也许，他曾经认识一个局长或者大经理，那人就是因为堂堂皇皇生下三胎两旁人莫可奈何，一直受到了他暗中的羡。因此，一旦他也做了常人不敢做也不可以做的事，这件事本身就给了他不同凡响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一种局长或大经理的感觉。他向有关方面掩盖超生事实的努力，就像人不知鬼不觉地窝了一百万元赃款，足以让他偷偷地自鸣得意，不断回味自己胆大妄为的战绩。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宣传有什么用呢？法纪的宣传有什么用呢？当然有：那就是强化他铤而走险的激情，日复一日给予他诱惑。
我找不到其它的解释。
如果我的上述解释大致不错，那么整个事情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传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违法者最终使自己丢掉了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而执政者们对他的宣传，差不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在一本完全陌生的词典里，在一位完全不可捉摸的听着这里，催生了一个毛头毛脑大哭大叫的女婴。这个女婴其实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但这个错误无法永远藏匿，也不可用改正浓涂，不可用橡皮头擦掉。
她越长越大并且将要活生生地进人未来。
她是一句有血有肉的错译。
压字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成年，喉结很大，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踏着翻了头的皮鞋，散发出洗发香波味，提着一个拉链拉不上了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子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住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记起久远的一张童脸，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核对出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特地来城里找我的。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的。他说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一上码头就到处问我的住处，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就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他指了个方向。我笑了，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要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就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地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说我的电话肯定坏了，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他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有剩下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他不了解这里的车价，碰上不怀好意的司机，肯定是当冤大头被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从来视金钱为身外之物。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正直捣我家的奇迹，工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鞋子和袜子，搓着脚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