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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和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来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允许；有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眼色，听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露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挂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于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总是力图使人们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有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
色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见生活中很多信息已溢出了语言的边界。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名之为“象”。这个概念将在本书中反复用到。
显然，这里的“象”有视觉性的图象和形象，也有作用于人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其它方面的物象和事象，将其纳之于“具象”这个中国读者较为耳熟的词，大概较为合适。我在前面还说过，具象包括生活的原象，也包括文化的媒象，即由文化媒体传播的人工造象，比如风景画对风景的模拟，战争片对战争的表现。
“象”区别于“文”或“言”，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较为接近佛教中的“色”。上海佛学书局1934年版《实用佛学辞典》称：“色者，示现之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也，是属于内身，故名内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也，是属于外境，故名外色”。佛教中的色尘、色相、色法、色界等，在这里都可以视为象的延伸概念。
唯识宗作为东方传统哲学中较为系统性的认识论，称“万法唯识”，首先提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以及“身识”，将其视为全部心识的重要基础，视为人与事物现象的直接关联。（见太虚等《唯识学概论》）
佛教常常借莲花、明镜一类象征来直通心性，借面壁、棒喝一类行态来寻求感悟，一直在强调文字之外的信息传达，其极端者甚至强调“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但他们以“色”对立于“心”，赋予了“色”第二个意义：“变坏”、“变碍”以及“质碍”。（见《实用佛学辞典》）因此一旦从认识论转入人生论，佛徒们便视“色”为迷惑耳目泯灭心性的俗尘，是人们进入觉悟时的魔障。在空门净土那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虚幻不实之物，琐屑无义之物，理应被正道者拒绝和超越。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逼近了色的大门，又在这张大门前匆匆闭上人生论的双眼，在感性现象世界面前有一种进退两难。
佛学东传的结果之一，是色渐渐蒙上贬义，与尘世中的凡夫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虽说不一定符合大智慧原旨，却是佛学在中国承传和演进的部分现实轨迹，与儒家、道家的抽象思维指向互为呼应，几乎汇为一流。影响所至，人们见“色”而惊，闻“色”而避，较为感性的生活总是被称之为“沉溺声色”、“玩物丧志”，是一种君子不齿的堕落，而“好色者”甚至成了日常用语里“流氓”的别号，致使隐含在色界里的意义结构一直处于道德歧视之下，几乎是一片暧昧不明和无人深究的荒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者皆以语言为尊，比如从来不乏“文”的字典、辞典、语法以及修辞，不乏各种语言研究成果登堂入室，却一直未见世上有过“色典”或者“象典”，一直没有什么人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有过系统的记录整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此心存忧虑。他说：“关于理性认识，世界上有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毫无异议地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其名为：逻辑学。但是，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却勉勉强强和困难重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肯定。”（见《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科学的美学》）我们将看到，克罗齐指出的这一失衡状况不仅遮盖了生活中那些只可意会的事物，反过来也将祸及生活中可以言传的事物，最终构成理性认识的乱源。
眼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眼睛。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襮焉。”这是《孟子》里的话，把眼睛当作灵魂的窗口。
孟子在人际交流中也常常以眼代言。
《荀子。大略篇》记载：他去见齐宣王，见面时只是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不说一句话，如是三番令王宫里的人大为奇怪。孟子后来对别人的解释是：“我先攻其邪心”在开口说话之前先放出浩荡目光，给大王来一次心理卫生。
在孟子看来，眼光的清与浊能暴露出内心的善与恶。一个伪善者最悬心的事，是他的装模作样最可能被自己的目光公开告发。目光一亮，目光一暗，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机暴露无遗。可以想象，偷鸡摸狗的窃贼，东藏西躲的间谍，还有虚情假义的演艺明星，即便面对着毫不知情的陌生人，也喜欢用一副墨镜遮盖自己的双目，大概就是缘于缺乏控制眼光的自信，不能没有这种障眼设备。
朋友老木最近在我的面前戴上墨镜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保健的原由，比如并没有需要遮挡的太阳强光，看来只是要阻挡和躲避我的直视，使我不能不有一种黑上心头的慌乱和悲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黑色镜片那边已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