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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4年第1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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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主任一旁说:“怎么补,人家民政局的领导还肯到我们当阳坡来?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个好名声不容易。好名声不出门,坏名声传千里。” 
  邹大树小心地说:“今天接你们到我家去吃饭肯赏我们脸么?” 
  村主任做出一副让他改过的样子说:“那好吧,你回去让你家堂客把饭办好再来请我们。” 
   
  四 
   
  这一年,上面来人到当阳坡检查生产也好,搞计划生育也好,催粮催款也好,都是邹大树家招待。邹大树家的猪杀吃了,鸡杀吃了,狗也打吃了,欠下村主任家的瓶子酒钱也有几百块了。可他们吃着邹大树家的酒肉饭的时候,还常常说起去年腊月邹大树家那次不光彩的接待。 
  这年的十月,乡长带着几个人来当阳坡村检查征购上缴工作。乡长自从去年腊月从当阳坡回去就再没有到当阳坡来。村主任要邹大树家好好给乡长办餐饭吃,让乡长消消气。秋收了,吃饭没有问题了。邹大树和他堂客还真想把不好的名声收回来,七拼八凑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只可惜从村主任家拿来的瓶子酒又是假的,不但苦,还打脑壳,一杯酒下喉脑壳就胀得生生的痛。乡长就骂起人来了。后来居然把一桌酒菜连同桌子一块掀翻了。 
  乡长走后的这天夜里,老实巴交的邹大树跟他堂客天翻地覆地吵了一架,还动手打了刘兰香一个耳光,骂刘兰香去年腊月不该听那个年轻女干部的话。要把鸡杀了让他们吃,把狗打了让他们吃,也不会惹下不好的名声,这坏名声永远也没有办法洗清了。 
  在农村,夫妻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情,贫困人家为没饭吃没衣穿吵架打架就更不足为奇了。没有料到刘兰香却想绝了,半夜的时候一索子挂在房梁上吊死了。刘兰香的死在当阳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同情,谁叫她那么小气呀。邹大树家没有刘兰香却是不得了了。邹大树瘸着一只脚,掮犁扛耙的重活做不了,床上还躺着两个生病的老人。两个孩子辍学不读书算了,饭却是要吃的啊。邹大树整天苦着一张脸,碰上人就诉说他家当时不该接受他们送来的那些东西的,得了那点东西,换得一个让他们家抬不起头的坏名声。如今堂客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怎么活呀。 
  这个时候,村里的人渐渐觉得当时对待他们家好像太那个了些。过后就都生出抱怨之心来,是啊,得了那么点东西,使得一些人家背了酒肉饭债,如今还弄得他们家死了人。今后不要他们来访贫问苦,也不要他们送鸡巴东西来,我们做农民的穷得硬气,饿得新鲜,跟他们鱼清水白,免得受那些窝囊气。 
  他们说到做到,过后真的再没有接受过县里乡里送来的旧衣服旧被子甚至救济粮救济款之类的东西,上面来的人也别指望在当阳坡的群众家喝上一口茶,甚至进屋坐坐也不让。这样一来乡政府也高兴,穷也好,苦也好,乡政府要少操许多心。不过,时间久了,他们又觉得不自在了,一年下来,他们要少吃多少餐酒肉饭。乡干部没别的想头,就图一年四季在农民家里弄点酒肉饭吃啊。 


溜进别墅的小偷
杨 邪 
  杨邪:1972年生于浙江温岭。曾获台湾第二十三届“时报文学奖·新诗奖”首奖和马来西亚第四届、第六届“花踪文学奖·世界华文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现居家写作。 
   
  两年前,我从上海坐火车去江城武汉,这个有关小偷的故事,就是火车上的一个旅客讲述给我听的。 
  我想,这个旅客之所以饶有兴味地向一个陌生人讲述起小偷的故事,首先一定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纸船触动他回想起了记忆中的这个故事,而其次,则大约是由于他知道我是一个作家,这让他进而有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强烈欲望吧——当火车过了浙江的金华站,我无聊地拿出一张十块的钞票,开始变着法子依次折叠出各式各样的小纸船,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偶尔看看窗外的风景,就一直在埋头读一本刚出版不久的叫做《山花》的文学杂志;后来,我抽出小纸船底下的摊开来的杂志,把它合上放在台桌上时,他惊讶起来。 
  哎哟,这书怎么开起窗子啦?对着我的脸,他从台桌对面凑过来说,一边眨着那双特别小却又特别闪亮的眼睛。 
  因为他是先凑过来,然后再开口说话的,所以他让我冷不防吓了一跳。 
  显然,事后他也察觉到了我放在台桌上的双手的一阵惊悚,于是他赶紧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同时伸手去拨弄那本《山花》封面中间翘突起来的三角形。 
  这书开起窗子来啦?他又说。 
  我敷衍地笑了笑说,是啊,这是个三角形的窗子,有趣。 
  是你自己剪的吗?他接着问。 
  哪里,是这杂志故意这样设计出来的。我回答。 
  咦,真的呀?让我瞧瞧!这个旅客更好奇了,他不由分说就抽走了这本杂志,又伸出一个手指头,拨弄起了那个因为短直角边和斜边被裁剪了开来而翘突起来的三角形。 
  这个旅客一边拨弄,一边又有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么,这杂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你说,有些女孩子的牛仔裤上为什么要拉几个口子开几个洞?我不由笑了。 
  那是想让我们去注意她的腿,雪白的大腿!他好像乐得浑身发颤。 
  对了,你想想,要是这书上没有这个窗子,你就不一定会注意到它。我补了一句,然后起身去车厢那头泡了一杯热茶。 
  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旅客已经翻开杂志,在读着哪一页。当我坐下来,他又令我冷不防吓了一跳。 
  他突然从自己的座位上欠身凑上来,在台桌上方仰头发问。 
  他说,你是个作家? 
  愣怔了一下,我说,你怎么知道? 
  这时,这个旅客又乐了,他把翻开的杂志递到我的眼皮底下——正好是我那篇小说《佐证》的位置。他说,这篇东西不是你写的? 
  但我还是不明白。我说,没错,这是我写的小说,可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写的? 
  这个旅客更乐了,他翻了一下杂志,把扉页在我眼前晃了一晃。他说,这里有你的签名。 
  事情就这么简单,我的天! 
  我尴尬地对他讪笑了起来——做为一个作家,我一向自认,自己是个非常聪明而且感觉极端敏锐的人,但是偏偏在某些时候,我的表现却让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又是极其低能极其愚笨的! 
  但接下来,当这个旅客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之后,似乎忽然来了兴致,他要开始给我讲述一个小偷的故事了——他一面把合上的杂志递还给我,一面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原本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但由于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并且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所以他不能担保,经过他的转述之后,这个故事还会是那样的有趣。 
  不过啦,也许你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又可以编出一篇新的小说了!这个旅客用一种施惠于人的口气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嘿嘿,讲故事的人总是这样开始他的讲述,可他愈是想让听故事的人相信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而听故事的人就愈是怀疑他的故事是不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上海的郊区(有点意思,不是某市某地,而是上海的郊区)。 
  有一个小偷,他在某一天晚上(太老套了,现在的小偷经常是大白天光临的),偷偷摸进了一个别墅区的某一栋别墅(就是很多栋别墅里面的一栋)。别墅里有一条狗(对了,是应该有一条很凶的狗),很凶,但它只叫了一声(这是由于小偷丢给它一个肉包子,或者军事化了,用无声手枪一下击中了它的头部),因为小偷丢进去一根火腿肠,那狗嗅了嗅,之后犹豫地咬了一小口,接着就倒地了(噢,那根火腿肠肯定是沾了某种闻不出异味儿来的毒药,比如砒霜之类)。 
  小偷是从三楼的小阳台进去的(看来底下的防盗门特别坚固保险),他爬的是煤气管道(唉,小偷就是不要命——那煤气管道可就是那么细的一根铁管啊)。说来奇怪,那小阳台里的落地玻璃推门居然是半开着的(看来这别墅的主人比较粗心,要不然小偷刚进去,防盗系统就发出警报了)。 
  对了,忘了介绍一下小偷(想来一下补叙)。 
  这小偷三十岁左右(小偷的年纪与他出来偷东西有什么关系),他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小偷兼父亲),又刚刚有了一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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