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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赋税加重意味着皇上豢养的专政工具更加强大，老百姓造反的风险也应该随之加大。尽管从钱粮变成威慑的转化渠道腐败朽坏，严重渗漏，那一大笔钱粮总要变出一些军队和刀枪，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并且在心怀不满的百姓面前晃动，构成冷飕飕的威胁。可是，如果压榨过度，老百姓到了横竖也是一死的地步，风险就无法继续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灵了。万一官府的镇压力量跟不上劲，或者外强中干，或者可以收买，让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乱倒是一条活路，这时候，崇祯死弯就见了底。在这块地方，造反有收益，当良民却没有。造反有风险，但良民同样有，说不定还更大。这就是崇祯死弯形成的微观基础。
更深广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政府与民间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权力，压榨老百姓，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盘散沙，根本抵挡不住，这个社会迟早要沉落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内容就是如何对付政府，不同的对策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前景。继续赶路无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与造反比起来，吴广认为二者的风险差不多，仍是一个死。陈胜说天下苦于秦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于是决定造反。通过这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计算，可以断定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死弯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后来陈胜吴广对同伙做了一个动员报告，大讲众人的“谷底”处境。这大概是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造反动员报告。
动员报告说：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赶到了。误期就要砍头。就算不砍头，戍边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大事出大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6）众人赞成这个结论，于是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已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计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风险大。留在寺院里，又迟早要给官军捆去请赏。正在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的哥们儿汤和托人带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他投奔了红巾军，已经当到千户（类似现在的团长）了，劝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烧掉信，犹豫了好几天，同屋的师兄悄悄告诉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发。（7）
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走投无路，接近崇祯死弯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办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个哥们儿商量。他的问题是：是在庙里等着人家抓呢，还是起来跟他们拼了？（8）那位哥们儿认为还是投红巾军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劝他回去向菩萨讨一卦，听菩萨的。朱元璋回到寺院，发现寺院被烧光了，和尚们也跑光了。据说官军认为红巾军供奉弥勒佛，和尚也供奉弥勒佛，怕和尚给红巾军当间谍，就挨着班烧寺院。这天正好烧了朱元璋的安身之处，他没了吃饭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9）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苦衷？
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10）
如此说来，县官催逼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11）。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资，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这显然是一个调动广大衙役追付欠款积极性的好办法。崇祯十三年（16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