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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