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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里发呆，抓不住的阳光在浅淡的暮色里渐渐消遁。有法国女人从隔了桌子的另一头走过来，顶了一头炸开的猩红色鬈发。她在对过坐下，就那么微笑地看着我，她说，您看起来很忧郁，需要帮助，是吗？我点头，又摇头。我想说我为生计发愁，需要一份工作，然而丢弃了母语，我竟连自己的双重困境都无以表达。她读懂了我的表情，把我冰凉的手攥在温热的握中：我的建议是先学法语，再找工作。她掏出笔和小纸片，刷刷写了一行地址电话递给我，如果愿意试试，来找我，我叫莫尼卡。说着，按了按我肩头，起身走了。就那么几分钟的邂逅，像是一个梦，让我突然就攀到了接纳的岸。第二天，按图索骥找到了莫尼卡和她执教的语言班。四个月一期的全日制语言班设在第七大学，就学期间政府某机构还发给不低的生活费。先是学生，后来成为朋友。知道她是“封疆大臣”——将军的女儿，却一直热衷于移民融入，抵制种族歧视，大学毕业后还去非洲呆了好几年，教那里的黑孩子识字学文化。她对我的启蒙不仅仅限于法文的ABC，更是关爱与怜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一次，是饮了咖啡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不年轻的男人多少有点唐突地拦住我，面容清癯睿智，不像拈花惹柳之徒。他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小姐，愿意接受我的邀请看电影吗？作为电影发祥地的巴黎不同于中国或其他城市，电影院从来不是谈情说爱之处，巴黎人看电影更像参加一种人生仪式。但为什么是我？老男人反问，看中国电影，您难道不是最佳选择？我心境大好，与他并肩走进了横街的电影院，恍若一对老熟人。记得那次放的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男人在我邻座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影厅里观众满满的，却也是鸦雀无声。散场后，我们在影院门口告别，他握住我的手，情绪似乎仍在巩俐、张国荣的悲欢里，喁喁地说，谢谢您陪我看了最好的电影……他的背影很快在人群与市声里消失，让我不由生出几分怅然。事实上，银幕下观众之间是无法交流的，那么他特意请了我来，找的就是陪衬的一份中国背景与中国感觉？
再后来，我在失业局门口被一辆奥迪的倒车镜磕了一下，歉意的车主猜出我需要什么便给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不算工作，不过一周几个下午陪伴他年迈的父亲散步，仿佛只是付我薪酬的一个理由而已。父亲是位经历过二战却面目慈善的老兵，我叫他贝嗄先生，阿尔萨斯人，退休前是德文翻译。他宽厚待人，一肚子沧桑故事，我像女儿伴了他整整三年，直到他去世。他是年过九旬看着电视无疾无痛溘然长逝的，我相信那是上帝对一个好人的赐福。葬礼上，才知他竟是犹太人，纳粹杀戮时隐名换姓才劫后余生，曾经的苦难都被善良的宽恕紧紧包裹起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缅怀的同时，依然庆幸那个把我带给他的车祸。磕了一下巴的血，换来的却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我的一位中国友人说得好，因了不期而遇，世界变小了，巴黎变大了。
他住在左岸拉丁区以前萨特住过的那栋老房子里，房租很贵，却津津乐道。楼下那个名叫“勒·波拿巴”的咖啡馆就是杜拉斯生前总来饮酒喝咖啡的地方。萨特却是情愿多走几步，去附近的“花神”，“双偶”则是他约人聊天的沙龙，每每从窗口探出头，见文友已在咖啡座上端坐，就噔噔走下楼。“双偶”的雕塑是两个瘦小的中国人，标志这家老牌咖啡馆与东方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几乎是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虔诚地走进这些咖啡馆，坐在那些老派文人坐过的咖啡座上，呼吸他们留下的气息，感觉他们深邃的人生了悟。怀旧不再是臆想的奇遇神交的片段，咖啡浓香里成就的是思想的薪火传承。
我与我的先生也在“双偶”相逢。但我们都已不是寻找思想和浪漫的年纪。我一袭风衣，他一件夹克，是孤独偶然把我们牵引到这个永远都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中来。或许是我的中国气质契合了双偶的某种暗示，他从邻桌换到我对面，半杯啤酒晃出了白沫。他对我娓娓讲叙萨特和波伏娃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我却有一大半听不懂，时不时就要愚笨地去翻字典找他话里的法文词。他也不烦，照样兴致勃勃。我有些感动，便去看他的脸，他抽烟斗的姿势是长者的风度，神情里却有近乎率真的了无芥蒂。细看时，那双眼睛竟有几分像了我故去的母亲。心不由地颤动，觉得冥冥中的某种命定正翩然降临。于是就有了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相约，有了厮守偕伴的一段异国姻缘。婚姻与爱说到底是两回事，婚姻需要理由，爱则不需要。
我们没有理由，是因为邂逅本身没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