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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在斯摩棱斯克火车站，一位中尉坚决拒绝让人家检查他的行李，甚至进行了抵抗。那些把他拘捕了的人可能以为他的行李中装的是发报机或者炸药，也许他们已经在想象中把自己的军上衣穿了几个小孔以便佩带新勋章了，他们以为这一下子可抓到了一个大特务，而且人证物证俱在！……然而，他的行李中装的是什么呢？……是他那个部队首长为家属带的食物，正是这位首长给这个可怜的人五天五夜的假期，大概就是为了让他把这些东西带到莫斯科。
我还记得另一次事件：一位军官坚决不许别人检查他的行李并进行顽抗，而检查人员却鬼知道想了些什么。结果作一只小皮箱中发现的只不过是一只非常名贵的小手枪，这是该军官的战利品。如果说还在部队就有人想尽办法要从他手中把这只手枪夺走的话，那么，在他途中经过的第一个警备司令部里也有人打算找个借口没收这支枪。这就很难怪军官们不愿意让军事当局的检查人员检查他们私人行李中那些不合手续和不应携带的物品。
当我看到大尉帮助同伙放口袋时抓住的是拴袋口的绳子从而把结子拉紧，而他的另一位同伙也重复了这一花招……我立即就明白了，他们是德国特务，从各种迹象来看，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后来，阿廖辛在口袋旁边蹲了下来，而另外两个家伙（上尉和中尉）就公然从两侧明目张胆地把他夹在中间，他们确实认为阿廖辛是个傻瓜和笨蛋。
当然，我非常想跳出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过，这样一来就会把我们期间为止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了。
为什么要设下这个备有诱饵和十分保险的埋伏呢？……这是为了使接受检查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情况很清楚：他们是三个人对两个人（他们还不知道我和勃林诺夫的存在），这地方很偏僻，而且气氛很紧张，可能发生尖锐冲突……他们绝不会让我们检查这两个口袋。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判断上的错误的，因为不管有什么争执，自己人是不会袭击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的，而敌人却相反，他们肯定会利用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下毒手。一方面，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出于一心想取得今天（不是上个月或上一周）通用的各种证件的需要。
备有诱饵的埋伏除了可以使敌人露出原形之外，还可以达到所谓“迅速而又彻底地解决问题的效果”。
敌特所知道的某些重要情报我们不必等待一段时间，而是立即拿到手。被捕的敌特在没有重要的直接物证的情况下，特别是那些顽固分子，往往会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星期、几个月也不交待问题。即使你把他们大卸八块，把他们的五脏掏空，敌人也不会就范。但是，如果敌人犯下了袭击我军军事人员的罪行（这一罪行本身将受到枪决的处罚），那么只要方法得当，我们往往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使他们服罪招供了。因此，现在阿廖辛的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诱使这三个人袭击他。
我祷告上帝，祈求母亲保佑我们，最好让这三个人就是我们正在找的人。我不希望他们是另外一种人！让那些德寇的走狗、股匪和逃兵都见鬼去吧！让地方治安机关去对付他们好了。我们是军事反特机关，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部队的安全，保卫部队的后方和他的一切战役行动。我们的任务是镇压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一般来说，我准备一天二十五小时都同敌特分子，特别是同那些顽固分子打交道。但是，今天我们要抓的不是一般的敌特分子，而是与“涅曼”案件有关的特务。
我毫不怀疑，不管组织多少个搜查行动小组，不管设下多少个埋伏点，波里亚可夫和将军肯定是把我们这个小组派到敌人最可能出现的地方。这是因为，如果别人抓到了这些特务，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是我方面军反特局抓住敌人……那就更好了。对于我方面军反特局来说，最圆满的结局是让自己的搜查行动小组抓住敌特，这是关系到反特局的声誉的事情，让从一开始就动手处理本案的小组来破案……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嘛！……
波里亚可夫相信敌人会在这座森林中出现，事实上他是下了这个赌注的，因而我从早晨起就不怀疑，埋伏在这里的只是我们小组的人，其他新派来的人都被派到“敌人可能出现的”别的地区去了。我也不怀疑，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小组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抓住敌人。
我最信任波里亚可夫的破案能力和思维方法，他的估计不会错。为了准确无误地分析侦察材料，除了应该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和丰富的经验之外，还要有目标明确的想象力和敏感，而象波里亚可夫所具有的那种想象力和敏感，我在任何人身上也没有见到过。
波里亚可夫在套车时不慌不忙，但赶起车来就风驰电掣了。他总是那么文质彬彬、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地收集和积累材料，用他那聪明的头脑研究这些材料，然后就万无一失地确定可以抓到特务的地方。当然，这样做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许多人也是这样工作着的。看起来似乎这种事情干起来很容易……区别只在于，他从来都不会搞错，而别人则往往弄错，这两者之间可就相去十万八千里！
有这样一位叫波里亚可夫的人不声不响地坐在考纳斯或利达市，或者坐在其它什么地方动脑筋，这是我们大家的幸福。
我站在监视敌人的岗位上，透过树叶的间隙看着他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注意的是光头大尉和上尉，对警备司令助手的消极态度感到十分气愤。
我们要这个临时派来的助手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为了保密和伪装，为了使阿廖辛同他站在一起时看上去确实象是警备司部的巡逻队。
我知道，这不仅是上级想出来的办法。进行侦察工作的命令是某位少校或者大尉，甚至是上尉草拟的。他们的权力不比我多，职务也不算高。他把那张公文送到首长面前让他签字，在这份命令的第五条或者第十条中白纸黑字地写着：“由警备司令部军官参加。”这就行啦……既然命令中有这句话，就谁也不能不执行！谁敢不让他们参加……你马上就要挨整……还会往你最敏感的肚子里浇半桶掺有留声机唱针的松节油哩……谁愿意受这个罪呢，这个警备司令部助手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外人……
那些家伙坐在莫斯科，远在一千公里之外，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搞名堂，搞神秘化。可我们呢……却要为这些家伙吃苦头！
这个警备司令助手顶啥用？……在利达市许多人知道他是助手，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还能起一定作用，但是，在这里有什么必要呢？……任何一个搜捕队队员现在如果处在他的地位也比他顶用，比他这个后方的纨绔子弟要强几十倍。
我知道，根据程序应该由他提出检查次要证件的要求，然后再要求他们把口袋打开。但是他一言不发，象一朵五月里盛开的玫瑰花儿，把双手放在背后，冷眼旁观，似乎这一切同他无关。
如果小孩子这样做，大人也会打他的屁股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那还是在利达市，他在大街上把我喝住，并且训了我一通。当时我正在想一些比给这个纨绔子弟敬礼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立即向他道了歉，象个乖孩子一样承认了错误，就差点儿没摇尾巴乞怜了……可他训起人来没完没了！我当时就看出，同这个家伙无法共事，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不管，阿廖辛竟有本事满不在乎地自己干起来了。
在这一类埋伏中当诱饵……差不多等于是当一个供敌人涉及的活靶子或者等于是躺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更大的可能性活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太冒险了，只靠埋伏在暗处的人如何动作了，但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情况。
战争开始以来我与六位组长共过事，其中有四人被敌人打死了。今年我同阿廖辛共事以来，相处得非常好，如果他被……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一想到这里就急忙制止住自己：“你这个畜生，不许胡思乱想！……”
只有真正的搜捕队队员才能做到这一点：瞧他多么自然地蹲了下去，解着绳结，而后脑勺则暴露在易于遭受敌人袭击的地方，他很清楚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阿廖辛蹲了下去，我只能看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