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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了什么事，推门进去。忽然，端木扑通跪在地上！为什么跪在地上？受的什么惊吓？这是癔症！左右芳邻，说起端木一跪，不胜唏嘘。可在场面上，仍然高呼打倒端木，揪他挂牌打揍的，也是芳邻！
林斤澜说，知青插队之后，北京发明干部插队，发配他到平谷县。有一年春节——这是个六亲不认的年头，拜年也算“四旧”，不过林斤澜还想去看看端木。端木夫人远在云南，不可调动，老哥哥已经辞世，老嫂嫂也老了，勉强能做饭。林斤澜进屋，端木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林斤澜坐下说话，才三五分钟，只见端木眼皮粘连，脑袋颤颤似瞌睡。林斤澜提高点嗓门，端木又撑开眼皮，口里嗯嗯呐呐。不一会儿，眼皮又颤颤粘连……
林斤澜暗暗吃惊。那时人心都灌了铅，又重又冷，可林斤澜给他拜年，他怎么是这种神态呢？“我这回是看见一盏油灯，”林斤澜说，“油尽灯干，火苗‘扑落’——‘扑落’是土话，说火苗‘扑’地上升，立即下‘落’。不定哪一‘落’，再也‘扑’不上来，‘落’进无底的黑暗……我的灯虽说油多了一点，但似乎眼见近底。民族悲剧，实在演得太长，太煎熬人了！”
不料，奇迹发生，端木熬到了新时期。他就像枯死的卷柏一样，逢水又吐绿。夫人钟耀群调回北京，而且，端木那双被砍伤的作家的手，居然摸索着《曹雪芹》的写作了。
林斤澜说，有一次，文艺界劫后盛会，生死两茫茫的老朋友，云集北京。他没有去，托人送去一瓶酒，附条致歉。他在家闭门，写他的“意象现实主义”。端木这个病秧子，在文学上胜过两位硬汉子，是文学养育生命，或是生命养育文学？奇怪得叫人说不清。慢慢地，春蚕吐丝一般，在夫人的帮助下，计划中的三卷本，硬给完成了两卷，端木这才真的死掉！病秧子死在事业上，居然死得比萧军、骆宾基都要迟！
林斤澜说，端木收藏古币，收藏古玉，收藏古瓷，同时收藏石头。端木自己说，在常人看来只能用眼睛看的石头，他能用耳朵去聆听。他说：“石头会发出声音来，而我能够听到。”石头是有灵魂的。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孤身与石为伴。端木是卷柏，也是石头！端木死掉了，他的作品还在，石头还在！
林斤澜说，《曹雪芹》见出端木的功夫，但还不能算是杰作。最大的原因，是端木的写作方法出了问题。曹雪芹没有留下身世资料，端木断定贾宝玉的原型便是曹雪芹，那么，考据校对，返回原型，岂不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了。因此，端木想象的写作的翅膀终被《红楼梦》捆扎，被贾宝玉折断。
林斤澜说：“端木有城府，说话并不坦率。他没有写过对我的评论。１９６２年，老舍三次主持讨论我的作品，端木给我戴了高帽，说：‘林斤澜就是中国的杰克·伦敦，就是中国的霍桑。’他是‘说好话不花钱’。这是唯一的当众的评论。——他曾讽刺高鹗把《红楼梦》给糟蹋了。自视很高，视人就低，实际上，他对我前期的作品并不会真正的喜欢，我的《绝句》《微笑》，他可能欣赏，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后来我的‘矮凳桥’、《十年十癔》，他就没法再看了。”
林斤澜认识杨沫较晚，是１９６２年底。
林斤澜在《杨沫心态》里开头写道：
杨沫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老革命，是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当然，她比我年长，就不说是长辈，也是长者。但一直连名带姓地叫着，正南巴北角叫声老大姐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反倒跟她说，你打响的作品是《青春之歌》，那是五十年代写的。把你也算做五十年代，和我们一起混吧。她笑道，你们要我吗？那好那好，一起混热闹。
林斤澜家有一本《自白——我的日记》，是杨沫送给他的。扉页上写道：
斤澜同志：
里面写到你，看看我对你的敬意。
杨沫
１９８６年１月
“日记”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１日开头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易暴露人的真面目。当人处在“危险”关头，保护自己第一，还是坚持真理第一，常是考验一个人的试金石。文联中，除了浩然——他为保护我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受了不少委屈和打击。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第一，林绝不看风使舵。那些造反派曾经努力拉他，但他却和我这个半专政的人成立了“战斗队”，绝不倒向得势的造反派那一边。尤其当无辜的浩然，被没完没了地挨批时，他竟敢在文联大庭广众中高喊“浩然是好人！”而且他也看透了那些“革命”的文艺理论。他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
两段文字看出，林斤澜和杨沫互相尊重，两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密切的。和我的闲谈中，林斤澜说，杨沫是个平和的人，通情达理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与不同时代作家相处很好的人。他不仅认识她的丈夫，还认识她的先后情人。这话使我对杨沫产生兴趣。大致说来，作家在男女方面不自闭，是不陈腐不落后的人，观念往往新进，作品往往新气。林斤澜“查无情人”，但对好友汪曾祺和高晓声的艳遇是认可的，欣赏的。汪曾祺说林斤澜的《溪鳗》有个主题就是“性”，评论中摘录一段，说：“这不是写性写什么！”
林斤澜说：“杨沫同我说，她喜欢《邓肯自传》。邓肯是位舞蹈家，《邓肯自传》写叛逆女性的女权主义，写性解放，就是今天看来，仍然特别，大众不能接受。比如傍晚，邓肯在沙滩上，遇一陌生男子，旋尔性交……”
林斤澜说，杨沫的家庭极其复杂。杨沫和马健民结合的时候，双方已经各有一个女孩子。杨沫的叫徐然（与张中行生），马健民的叫马淑敏。结合后又生了几个儿女，其中有写《血色黄昏》的著名的老鬼（马波）。林斤澜说，杨沫夫妇可能有协议约定，马健民是家中有家，他和漂亮的保姆相好，保姆是马健民的河北老乡；杨沫是家外有家，她在香山有个写作的房子，有个胃下垂的男秘书（杨沫日记中称“小康”），和她生活。２００５年６月，老鬼（马波）为写《杨沫传》，访问林斤澜，惊叹林斤澜对他家庭的熟悉，并说这个男秘书人品极坏，“文革”时带造反派过来，做事恶劣。老鬼还谈了一些家庭丑事，林斤澜说，“丑事要有根据，夫妻吵架时的气话，往往不实，少写为宜”。
马淑敏也到文联机关贴过后母的大字报，作风败坏云云。草明们接过火把，不过在文艺圈子里，也只是闲谈的小菜。
林斤澜说，杨沫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她说自己的经历是革命加文学。我想，是否再加上爱情？杨沫著有《我的三个爱人》，当然还不能把胃下垂的男子计算在内。她一生爱有多少男子？我们今天看来，当是笑谈。愿她在九天或者九泉，灵魂充满朝气！
杨沫的入党，是马健民介绍的。因此杨沫对丈夫感激一生。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７日日记中写道：“……小胖当时说我：‘你真奇怪，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了这么久……’（过去她这个直率的、什么话都敢出口的孩子，就说过不止一次：‘要是我，早跟他离婚了。’）我冷静地想了想，拉住孩子的手，轻轻对她解释说：‘小胖，你不大知道……我是他介绍入党的，是他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点，我是永远感激、永远不能忘掉的。’”
“我母亲对我们子女是不管，”林斤澜转述老鬼的话，“她只管她自己的，她只管她的‘革命和文学’。对子女的信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子女们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小女儿小胖意外被人枪杀，真是“置之死地”，但没有“后生”。老鬼（马波）“后生”。杨沫写道：
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她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