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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１０年来的牺牲情况。从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３５％，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３２％。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４６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Ｃ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
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于成都北校场
（全书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潮兮鱼兮
程绍国
程绍国男，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都是林斤澜或前或后的同事。没有深交，倒很熟悉。
林斤澜对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认识较早。
林斤澜在《生命的夜里的河流》中写道：
我在北京选择了写作行业的时候，萧红早已在战争年代辞世。“东北作家群”里三位男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先后曾是萧红昙花生命中的伴侣。我有幸和他们同在一口锅里舀饭，他们的故事先是文坛的佳话、花絮、罗曼史，后来惹出是非，成为打不清的官司。再后来卷入运动，交代审查不消说，批斗起来上纲上线，私下背后却尽是观赏性，可比“三堂会审”。三位都是写书的人，还有当事人、见证人、关心人、不平人、采访人都写得有文有字，编到一起可成争议丛书。不过星换斗移，热点逐渐冷却，三位男士也一一仙逝，谁愿意说什么也无大麻烦了，只还略有纠缠就是。
林斤澜认为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都算好人，虽然他们之间隔阂不小，恩怨很深。所谓终身情敌，吃陈年老醋。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拴在萧红身上的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是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之所以大家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当然与“鲁迅和萧军萧红”有关系，也与萧红的文学地位越发高了有关系。读者热爱萧红完全正确，谈论他们无可厚非，但今天仍然追究他们之间孰是孰非就没有必要了。
林斤澜说，萧军是硬汉，骆宾基也是条汉子，端木蕻良是感情细腻的、城府很深的人。１９５１年认识三位以来几十年，林斤澜清楚，萧军和骆宾基谊同战友，关系极铁，两位鄙薄、怨恼端木蕻良。“文革”时候，萧军白天挨了斗，晚上回家得知骆宾基被邻院的“造反派”用瓦刀砍伤了头，怒不可遏，拎起铁头手杖，带着儿子女婿，叫板对方：“你小子出来吧，尝尝我萧军的厉害！”对方龟缩，终不敢出。——萧军跟端木蕻良直面相碰的时候，偶尔打个招呼，骆宾基跟端木蕻良生死不相往来，不用说打个招呼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晚年同住作协“红楼”——前门西大街９７号，文联活动，派车要分头，他们不能同车！而骆宾基和萧军，对当年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一事都不予承认！但这是基本事实，胡风、艾青都在婚礼现场，有案可稽。林斤澜说，“文革”期间，特别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互相揭发，互相攻讦。
林斤澜还说，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打官司，为了萧红作品的版权问题。争金钱？争名分？说不清。端木蕻良居然输了。我问林斤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说：“也是说不清的事，据说骆宾基握有萧红‘我恨端木’的字条，还有《生死场》归萧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的遗嘱。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
林斤澜有精彩文字，描述两萧分离、萧红和端木蕻良同居之后的“萧军再现”：
话说抗日战争初起，山西临汾有一个革命学校。这时萧军去了延安，萧红留在学校任教，与端木蕻良日夕相处，不想萧军从延安出来，身怀利刃，来到学校，直奔住处。端木才高体弱，炕头歪着，萧红在做家常饭。萧军进屋，箭步炕前，天然武功身手，更不打话，飕飕匕首在握，仰面大叫——
端木没有动弹，萧红只有发呆，说时迟那时快，萧军叫声未绝，利刃落地，口吐白沫，吧唧栽倒地上，不省人事。
萧红过来，端木下炕，一抱前夫，一掐情敌人中，同声呼救复仇英雄。
林斤澜对我说，他写的是“野史”，是从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前辈那里听来的。他没有问过萧军本人这个事，事当传奇，“东北作家群”先后辞世，真实与否，颇难说清。但，萧军“身怀利刃”要杀端木蕻良这一基本事实，以为不错。
林斤澜认为，两萧的分离不可避免。萧军曾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就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可惜这种文章也写给了萧红。萧红脸上有伤，萧军逢人便说梦中打架，把萧红给打了。梅志的文章写道：萧红脸上有伤，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不料萧军大声说：“是我打的！”
萧军还和一个叫陈涓的女子往来频繁。
１９３８年初一天，萧军不等萧红说话，当众说：“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
四十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
又说：“我与萧红的婚姻，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两萧分手三四个月吧，萧军爱上了后来的妻子。妻子回忆录里，强调当时有三，一是萧军神魂颠倒，二是她只有十九岁，三是还是个处女。这种说法对萧红是否有辱姑且不论，“神魂颠倒”是萧军的权利，他的追求值得尊重。
而端木呢？他就没有爱人的权利？他就不能追求幸福？他明知萧红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可仍然与她结婚，实不容易。然而世人很少同情他，理解并尊重他。似乎没有他的出现，萧军就不会把萧红当作漂亮的用破了的抹布，两萧就美满，就白头到老。两萧都是鲁迅的学生嘛！萧红即使一天挨打十拳，忍受全圆、不离不弃，该是多好的童话！
将近四年的时间，与端木的结合，萧红不可能没有轻松和快乐。她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前一时段”要好（代表作《呼兰河传》即是）。然而萧红终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端木内向的性格大约并不适应于她，她心中一隅总还留恋着萧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