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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照片上，我那时可谓全副武装，羽绒衣，毛裤加牛仔裤，大头毛皮鞋，围巾手套，有时还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从没暖和过。洗了一次衣服，两手就红肿了。记得有天晚上，我从一个护士家采访出来回招待所，走了没两步，就冻得胃痉挛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只好弯腰去敲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医生的门，让她给我找点儿药吃。她让我吃了颠茄，又给我下了碗热面条，我这才缓过来。
说到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医院欢送老兵，菜摆好了之后，领导讲话，老兵讲话，其实也就十来分钟，菜全部凉了，上面白花花的一层，是凝固的猪油。我因为胃疼，一口也没敢吃。
医生送我回招待所，路过一个水管，我听见流水声，一看是水龙头没关紧。就习惯地走过去关掉，医生又赶紧去把它打开，跟我解释说，不能关，关了明天早上就拧不开了，冻住了。
我去通信总站采访那些女兵，女兵告诉我，她们洗了头，必须马上擦得很干很干，不然头发上就会结冰碴子。我去医院采访女护士，护士说，她们给病人打针，必须随时保持针管和针剂的温度，否则还没注射就冻住了。女兵们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盖一件大衣。就只露个脑袋了。
可能有人会说，西藏的年平均气温，不会比东北低多少，为什么会冷成这样？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西藏，没有取暖的条件。屋里屋外一样冷，女兵们值夜班的机房，女护士值夜班的护士站，还有招待所，食堂，办公室，哪儿哪儿都没有暖气，木柴，煤炭，电，气，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这几年条件好些了，而且，由于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萎缩，雪线升高，对地球来说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过一些了。总算没那么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无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温度为零下５摄氏度，最冷的时候达到过零下４８摄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阳晒得够戗，等太阳一落山，风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肤，刺得我生疼，过“肤”不忘。有年春节我接到在藏北任职的朋友吴斌役的电话，我问他，很冷吧？他说还好，这几天气温升上来了，没那么冷了。我说升上来是多少啊，他说，零下２０摄氏度吧。我吓一跳，问，那前两天呢？他说前两天是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我说房间里呢，他说房间里不冷，我一天都开着电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唤冷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个段子。
藏北的冷，应该用上“严酷”这个词。
仅仅是冷倒罢了，当地人都习惯了，连我们的官兵也习惯了。怕的是灾，雪灾。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是寒，是冻，是僵，是对生命的杀戮掠夺。
全国人民都知道，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发生了特大雪灾——持续４个月的６９场大雪，将那曲地区１１个县的３８万平方公里土地盖得严严实实，２６万藏族牧民和５５４万头牲畜陷入绝境。
当时前往藏北采访的我们军区新华社记者刘永华告诉我，西藏部队当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几百台车辆前往灾区救灾。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优良的火炮牵引车和推土机开道，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紧随其后，一直深入到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藏琼玛地区，其间翻过５座雪山３条冰河，历经千难万险……
那一年我在《西南军事文学》当编辑，曾编发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灾的报告文学。因为我认识带队的刘廷华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照片上看到，车队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们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双手铲出来的。他们边走边开道，跟当年的１８军一样，历经１５天，打通了１００多公里的冰雪通道，将７０吨糌粑，１０万公斤燃料送到了柴尽粮绝的群众手中。看到那么多官兵的脸庞都被雪地的反光灼伤，脱皮红肿，那些藏族群众抱着他们不由得失声痛哭。
全体救灾部队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开辟出数条通往各县各乡的冰雪通道，及时将三千多吨救灾物资，吃的烧的穿的盖的，送到了灾民手中，所有受灾群众无一死亡。部队３月初撤离时，藏族同胞们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拉着官兵的手不愿松开，个个泣不成声，车开了就跟着车跑。场面非常感人。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灾部队收到哈达１６５８７条。
６９场雪，２６万牧民，５５４万头牲畜，３０５４名官兵，无一人死亡，１６５８７条哈达。这些数字不该忘记。
１４．４０年前的爱情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哪里开始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４４年前，即１９６１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两家交好，他们从小认识，顺理成章地恋爱了。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就从他们学校挑选了１００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就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他们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１００名高中生汇合了，２００名年轻的学员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从格尔木进拉萨。即从青藏线进入高原。那条路我走过，一翻过昆仑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凉，又寒冷，直到拉萨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个难受的滋味儿了。我坐的还是好车，车上还吃的喝的齐全，都难受得不行，到一个点就赶紧吸氧。可当年马景然他们，坐的是大卡车，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凉水。那个时候兵站还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２００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战部队，有的去了机关医院。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马景然是俘虏营里唯一的女干部。
仗打完了，他们开始学习，前往建立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马景然和任致逊一起，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１９６７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