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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结婚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幸而没有把音乐放到典礼中去。区长俗不可耐的恭维着新夫妇，恭维着新娘的有钱的家庭和那些挂着勋章的证婚人。奥里维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雅葛丽纳可完全不听，偷偷的向冷眼觑着她的西蒙纳吐舌头；她曾经跟她赌东道，说结婚“决不会使她紧张”，她现在快要赢这个东道了：她简直不大想到结婚的就是自己，即使想到也只觉得好玩。其余的人都是为了来宾而装腔作势，来宾也都拿着手眼镜瞧他们。朗依哀先生只管在人前卖弄；虽然对女儿的感情那么真，他当时最注意的还是宾客，心里想有没有漏发什么请帖。唯有克利斯朵夫很激动，他仿佛一身兼了父母、结婚当事人和区长这许多角色。他目不转睛的钉着奥里维，奥里维可并不瞧他。
晚上，新人动身上意大利。克利斯朵夫和朗依哀先生送他们到车站，看见新夫妇很快乐，毫无遗憾，也不隐瞒他们巴不得快点走掉的心绪。奥里维象一个少年人，雅葛丽纳象一个小姑娘……这一类离别使人非常惆怅。父亲眼看着女儿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从此跟他越离越远。但他们只感到一股解放的醉意。什么束缚都没有了，什么阻碍都没有了，他们自以为到了人生的顶点，万事齐备，用不着再怕什么，可以死而无憾了……过后，他们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拐过了山峰，又是遥遥前途摆在那里；而且很少人能到达第二个阶段……
火车在黑夜里把他们带走了。克利斯朵夫和朗依哀一同回去，俏皮的说了句：
“咱们现在都是鳏夫了！”
朗依哀先生笑了。他们道了再会，各自走上回家的路。两人都很难过。但那是一种又悲伤又甜美的感觉。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卧室里想道：“现在我生命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得到了幸福了。”
奥里维的屋子里一切都保持原状。两位朋友约定：在奥里维没回来搬家之前，他的家具和纪念物照旧存在克利斯朵夫那边。所以他还是在眼前。克利斯朵夫瞧着安多纳德的照相，拿来放在自己桌上，对它说道：
“朋友，你快活吗？”
他常常——稍为太密了些——写信给奥里维。回信很少，内容也是心不在焉的，朋友在精神上渐渐跟他疏远了。他很失望，但硬要自己相信这是应当如此的；他并不为他们友谊的前途操心。
孤独并不使他难受。以他的口味而论，他觉得还不够孤独呢。《大日报》的撑腰已经使他感到厌恶。阿赛纳·伽玛希有个脾气，以为由他费了心血吹捧出来的名流应当归他所有，而他们的光荣理当和他的光荣打成一片，好似路易十四在宝座周围摆着莫里哀、勒·勃仑和吕里一样。克利斯朵夫觉得在艺术上便是德皇也不见得比他《大日报》的老板更可厌。因为这个新闻记者对艺术既不比皇帝更懂，成见倒不比他少；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他绝对不容许存在，说是恶劣的，危险的；他为了公众的福利要把它们消灭。最丑恶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这般畸形发展的，不学无术的市侩，自以为用了金钱和报纸，不但能控制政治，还能控制思想：凡是听他们指挥的人，就赏赐一个窠，一条链子，一些肉饼；拒绝他们的，他们就放出成千成百的走狗去咬！——克利斯朵夫可不是受人呵斥的家伙。他认为一头蠢驴胆敢告诉他在音乐方面什么是应该作的，什么是不应该作的，未免太不成话；他言语之间表示艺术需要比政治更多的准备。他直截了当的拒绝把一部无聊的脚本谱成音乐，不管那作者是报馆高级职员之一而为老板特别介绍的。这一件事就使他和伽玛希的交情开始冷淡了。
但克利斯朵夫反而因之高兴。他才从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露出头来，已经急于要回到默默无声的生活中去了。他觉得“这种声势赫赫的名片，会使自己在人群中迷失”。关切他的人太多了。他玩味着歌德的话：
“一个作家凭着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大众就设法不让他产生第二部有价值的作品……一个深自韬晦的有才气的人，也会不由自主的卷入纷纭扰攘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可以从作家身上沾点儿光。”
于是他关上大门，守在家里，只接近几个老朋友。他又去探望近来比较疏远了的亚诺夫妇。亚诺太太白天一部分的时间总是孤独的，很有余暇想到别人的悲伤。她想到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走后所感到的空虚，便压着胆怯的心情请他吃晚饭。她很愿意不时来照顾一下他的家务，可是她没有胆子；这也许更好：因为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喜欢人家顾问他的事。但他上亚诺家吃饭，黄昏时也常到他们家去坐一会。
他发见这对夫妇老是那样亲密，维持着同样温柔而悒郁的气氛，比从前更灰色了。亚诺精神上经过一个颓丧的时期，教书生涯把他磨得很苦，——累人的劳作，一天又一天的永远没有变化，仿佛一个轮子老在一个地方打转，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向前。虽然很有耐性，这好人也不免垂头丧气。他为了某些不公平的事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忠诚毫无用处。亚诺太太说些温婉的话鼓励他；她似乎永远那么和气恬静，可是人慢慢的憔悴了。克利斯朵夫当着她的面祝贺亚诺有这样一位贤德的夫人。
“是的，”亚诺说，“她真好：无论遇到什么事总是很安定。这是她的运气，也是我的运气，要是她对我们的生活觉得痛苦的话，我会一蹶不振的。”
亚诺太太红着脸不出声。接着她用着平稳的语调扯上别的事去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往照例对他们很有好处；而在他那方面，也乐于到这些好人旁边来让自己的心温暖一下。
那时来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更准确的说，是克利斯朵夫去找来的；因为她虽然愿意认识他，可决不会自动来看他。那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音乐家，得国立音乐院的钢琴头奖的，名叫赛西尔·弗洛梨。矮个子，相当的胖；眉毛很浓，美丽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又小又粗的鼻子下端往上翘着，带些红色，象鸭嘴；厚嘴唇，表示人很笃实，温柔；下巴肥肥的，很结实，很有个性；脑门长得并不高，可是很宽；浓密的头发挽成个大髻挂在脖子上；粗大的胳膊，钢琴家的手，又长又大，指尖是方的，大拇指跟别的手指离得很远。她浑身上下都元气充足，象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对她很孝顺。母亲也是个好心的女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但因为常常听人谈到，便也谈着音乐，知道一切音乐界的潮流。赛西尔过着平凡的生活，整天教课，有时也举行些没人注意的音乐会。平日她回家很迟，或是步行，或是坐街车，筋疲力尽，可是兴致不坏；回来还打起精神练琴，缝帽子，话很多，爱笑，爱莫名片妙的哼哼唱唱。
人生并没宠她。她懂得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儿享受是多么宝贵，也很能体会一些小小的快乐，体会她的境况或艺术方面的些少进步。只要她本月比上月多挣五法郎，或者把弹了几星期的一段肖邦终于弹好，她就欢喜不尽。她自修的功课并不过度，恰好配合她的能力，象适当的健身运动一般使她身心痛快。弹琴，唱歌，教课，这些正常而有规则的活动使她一方面觉得日子没有虚度，一方面能过着小康的生活，有点平平稳稳的成就。她胃口很好，吃得下，睡得着，从来不闹病。
她为人正直，合理，谦虚，精神很平衡，一无烦恼：因为她只管现在，不问已往也不问将来。既然身体好，生活安定，不会有什么风浪，她就差不多永远是快乐的。她高兴练琴，也高兴管家务，也高兴一事不做。她的生活不是一天天过的，——（她很经济，做事有预算），——而是一分钟一分钟过的。她心中毫无高远的理想；即使有，也是见诸她所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布尔乔亚理想，就是说心安理得的爱好她所做的事。星期日她上教堂去；但宗教情绪在她的生活中毫无地位。她佩服那些狂热的人，象克利斯朵夫一般有一种信仰或天才的；但她并不羡慕：有了他们的烦闷和他们的天才，又怎么办呢？
那末她怎么能体会到大作家的音乐的？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知道的确体会到。她高出别的演奏家的地方，是在于她身心的健康与其衡。这颗自己并无热情而生命力很强的灵魂，为陌生人的热情倒是一块特别富饶的园地。她并不因之受到骚乱。侵蚀过艺术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