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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有用心的人没有市场，这样就可稳定一段时间。”
徐树军把头靠在椅背上，扭动着身子，带着椅子转过来转过去，笑眯眯地望着任之良。
任之良见他这样，就说：“我这仅仅是个建议，到底怎么着，还得你定夺。”
徐树军突然停止了转动，欠起身果断地说：“好主意，就这么办了！”
郝民宣听完徐树军的汇报，吃惊地问：“有这样的事？”
徐树军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张，郝市长。如今局里已经沸沸扬扬，乱成了一锅粥，如果上边有调整我局班子的意图，希望还是快些调整为好，不然，像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工作的。特别是最近，抗震救灾工作量大，任务紧，主管局这个样子，那是会出大事的。”
“谁说要调整你们的班子了？”郝民宣气呼呼地说，“这些人这么做，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想干什么，简直就是公开向组织伸手嘛！”
徐树军本来想说，市委那边有人给他撑腰，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猖狂的。话到嘴边，又觉不妥，就说：“现在向组织跑官要官的又不是一个两个，我相信组织会正确对待的。不过……”
“不过什么？我告诉你，中央、省、市委都有明确的要求，这种行为是不能够允许的。”
“但愿如此。”
“怎么，你还不相信组织吗？”
“不，不，信，信。”徐树军有点紧张。他想，看来市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态度是明朗的，但你能保证那些个常委们，个个都坚持原则吗？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甄恪一伙撑腰，骆垣又时时惦记着这个位子，他随时都可能兴风作浪，向他挑战，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于是他试探性地说，“我年龄大了，让给年轻人干，也是应当的，可是这个骆垣……”
“这就不是你考虑的事了。不瞒你说，你说的这些个，也不是空穴来风，你们局班子的事，领导层也确实议过。有人确如你说的，想提拔一个年轻一些的，但大多数认为你干得好好的，没有必要调整。话说到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近期没有调整你们班子的意思，希望你一如既往地把工作做好，尤其是救灾工作，决不能马虎。”
听了这话，徐树军踏实了。他说了一些谢谢之类的客套话，望着郝民宣不好意思地笑笑。郝民宣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徐树军考虑了半天，缓缓地说：“还有一件事想麻烦市长。就是刚才我在汇报中提到的那个任之良，干办公室主任已经有些个年头了，是完全成熟了的干部。你看……”
“现在不说这事。你们局二十来号人，光县级干部就有六个，你让我再怎么给你说这话呀！”
“市长你也知道，那些个县级干部，大多都享受个待遇，没有具体工作。这个任之良不一样的，提起来是要给他压担子的。”
二十四
“先不说这些了。目前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局里的秩序，稳定干部职工的情绪方面。快到年底了，工作越来越繁重了。有些事还是早安排、早动手的好。至于你提到的干部问题，到时候组织会考虑的。”
见过郝民宣后，徐树军对上边的态度有了底数。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却仍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郝民宣是把话说明白了，但也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骆垣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在内部，他拉拢了一些人，为他制造舆论充当马前卒，也确实造了一些谣言，达到了惑乱人心、乱中谋事的目的。在上边，他已经做通了某些领导的工作，已经为他说话了，并把他的事提到了干部工作的议事日程，在一定的范围内议过了，尽管没有议成，但根子已经扎下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长出来。
他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还很棒，干到退休年龄再退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上边信任，他在退休之前还能干几件实事的。他总认为，能干工作而退下来，不是白拿几年工资吗？现在他明白了，不管能干不能干，得给年轻人让位。让给谁？这当然不是自己要考虑的事。但让位于骆垣之流，他是不甘心的。他在心里摸排着局里的其他几个县级干部，有些，是因为年龄大了、工龄长了，在机关上混下了些日子，不得已照顾了个非领导职务，享受这个级别的干部待遇，什么工作也没有，就这么白白地养着。几个副局长，个人条件千差万别，但也都差不多无所事事，不是他们不干事，而是没有这些县级干部们干的事呀！
他又在几个科长中摸排，十个科室中，常年忙碌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其他基本上都闲着，这些科室的工作人员，有的随遇而安，上班看看报、喝喝茶、上上网、聊聊天，从早坐到晚，没有公事，倒也没有多少私事，没有功，倒也没有什么过。有些人虽然无所事事，但他不闲着，他总要找一些事，“制造”一些工作干干的。他们一动就要打电话，就要用车，就要花钱，年底还要评功摆好，伸手要待遇要荣誉。还有一些人，半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事，却老和发达地区、高待遇行业的人员比待遇，总觉得党和人民亏了他们、欠了他们的，牢骚满腹，伸手要官要待遇。这些年来，仅说服这些人，摆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知花了他的多少精力，费了他的多少口舌，落了多少不是？
他自然想到了任之良，他能说会写，又能干事，而且会干事、干得成事。不论从哪个方面衡量，都是成熟的干部、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他想推荐他，把他放到副局长的职位上，放开手脚让他干两年，他再推荐他接他的班，那时他再退休，这是最好不过的结局了。他在郝民宣面前提这事，但郝民宣基本封了他的口，这样的结局是不大可能出现了。
徐树军这样想了一会儿，觉得有必要去甄恪那儿走一走，再摸摸他的底，看他怎么看待局里的局势，看看他对骆垣到底怂恿到何种程度。他拿起话筒，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甄恪的电话，客气一番后，他说有事要向书记汇报，不知书记有没有时间。甄恪答应下来后，他径直去甄恪的办公室。
徐树军向甄恪汇报了局里的情况，但对骆垣的所作所为，他故意闪烁其词，没有明说。他隐约知道，甄恪与骆垣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社会上，男人与男人之间，有一种关系叫“挑担”，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男人娶姊妹两人，这是一种正常的亲戚关系，有的地方也叫连襟，本地方言就叫“挑担”。另一种就是两个或多个男人同时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发生或保持男女关系。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是一种戏称，多少有点贬义。甄恪与骆垣就属于这后一种，据说他俩既和骆垣的妻子王一丹挑担，又和毛猫之流挑担，挑的还挺复杂的。如此这般，甄恪怎么可能向着徐树军一边呢！
甄恪听完徐树军的汇报，故作惊讶：“竟有这样的事，这显然是一种非组织行为嘛。”他做做深思状，半晌才慢吞吞地说，“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大胆提拔年轻干部，是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你考虑一下，你们局里发生的这些事，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徐树军听了这话，既感到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他从两位领导的谈话中了解到，在对待局领导班子问题上，显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调整，一种是稳定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动作和社会舆论将对领导层的决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怪不得骆垣不遗余力地在局里兴风作浪，把水搅浑，原来是有人为他撑腰呀！
他和甄恪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觉得再谈下去，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就想结束与甄恪的谈话。像任之良说的，他把局里的情况向市上的主要领导汇报清楚了，领导层的意图和意见分歧他也搞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向全局干部职工讲清局里发生的一切，扭转被动局面。这样想着，他十分客气地和甄恪道了再见，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往局里走。
徐树军没有想到的是，他找郝民宣和甄恪谈话的事，第二天就在局里传开了，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一言一行已受到别人的监视。事情明摆着的，在上层，有人为骆垣卧底，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并且效率极高。徐树军想，骆垣此人如果做情报工作，将是一